張英哲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 與人類的文明*
為『1997年台灣國民中學「認識台灣的教科書－歷史篇』的
試用本的修訂所引發的論辯』而寫
目錄
1. 撰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一文的動因
2.
從「認識台灣」到認識世界
3.
被獨立、統一和維持現狀三種意識形態所折磨的台灣
4.
殖民主義的二重姓: 破壞與建設、野蠻與文明
5.
殖民主義的歷史角色
5-1
所謂「發現新領土」的時代
5-2
殖民主義與資本的原始積累
6.
工業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台灣開始尋求自我解放的運動
7.
正視與批判殖民主義的所謂「建設性的作用」
8.
中國霸權主義下的所謂「中國和平統一」無非就是「中國暴力兼併」
9.
新自由主義、資本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更加野蠻的發展趨勢
10. 人類文明進步的展望－不再以破壞性的後果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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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所造成的社會革命絕不是自覺地推動歷史的進步，而是被極卑鄙自私的利益所驅駛的。但是，如果殖民地那種不能使人們自己提昇為環境的主宰的社會，在那個時代沒有經過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夠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那麼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不管做出多少破壞、犯了多少罪行、做出多少建設並帶來多少進步，它在造成這些變革的時候，畢竟都只是『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些生產力以及人們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人們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平衡與永續發展，都服從於先進的人民，服從於自由聯合起來的直接生產者(Freie Assoziation der
unmittelbaren Produzenten) 的共同監督的時候，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的社會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才真正結束了他們的野蠻史；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才真正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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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撰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一文的動因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一文出版於1998年。幾年後我想要把我撰寫這一篇文章的背景和動因記載下來。這件工作直到2015年6月底才完成。現在我把這一節放在最前面。
1983 (我在德國) 當時台灣國內有一份黨外雜誌的某一期(待查)有一位作者署名高伊哥 寫道，日本治台總督後藤新平是台灣社會近代化的奠基者。高伊哥的這個觀點立刻遭到一些在台灣的反日派和中國併吞派的撻伐。可是，當時，雙方都沒有進一步提出較深刻的論述。
1997 (我還在德國) 台灣國民中學「認識台灣的教科書—歷史篇」的試用本包含一些關於「獨立、統一和維持現狀」，以及關於日本統治台灣等等的問題。這些問題再度掀起在台灣的幾個派別的論戰：一方是台灣獨立派，另一方是中國併吞派; 一方是(暫時稱之為)友日派，另一方是仇/反日派。這一次雙方都有提出一些較多的觀點互相辯詰，可是仍然不夠深入。之後這個題目又歸於沉寂。
在關於日本統治台灣的問題上，前後兩次事件都一樣：兩派都只抓住事務真象的一個面向而互相戰鬥。其中的一派片面地抓住日本的野蠻和破壞性，日本的惡。而另一派則片面地抓住日本的文明和建設性，日本的善。此外即使有人已經能夠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的這些兩面性，但是他們也只是停留在這裡，而沒有進一步來看待這兩面性的歷史位置、歷史發展與歷史意義，也沒有進一步指出為了克服野蠻，人類社會與人類文明應該發展的方向。
台灣的這兩派對日本的態度都具有民族主觀的愛憎。但是問題不在於主觀，而在於雙方都只對抽象的日本懷抱主觀的愛憎情結，重點在『抽象的日本』。這裡所謂的抽象的日本，意即，日本是一個由眾多人口、不同的階級組成的、不同的意識形態、非均質的統一體/國家/社會，但是如果把日本當做一個沒有階級差異、沒有歷史、沒有特定的生產關係、沒有特定的社會型態的整體，而不加區別地對之表示愛或憎，那就是把具體的日本當做抽象的日本。
真象就是全部/整體（Das Wahre ist das Ganze. -- Hegel）。所謂全部，在辯証法(Dialectic)看來，不只是把一個要加以研究/探究的對象的幾個面向、事實或其現象形態，僅僅做一些盡可能詳細的分析而已，而是要把這個對象當做一個包含著一些有著內在聯繫、矛盾對立、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元素和結構的整體（Totalität），以及這些元素和結構的歷史發展、即它們的辯証關係，來加以研究。
自從1983年以來我就注意到上述台灣兩派對待日本的這些問題，並且一直想把這些問題做出一些較深刻的闡述。前述的1997年台灣國民中學「認識台灣的教科書－歷史篇」的試用本的修訂所引發的爭辯促使我積極地想論述這些問題。1998年我終於為此寫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一文。
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台灣與人類的文明』一文裡我嘗試著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科學研究的方法「辯證歷史唯物主義」，並參考馬克思在論述「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 與「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1859年) 時所運用的方法和材料。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在這兩篇文章裡馬克思隱隱顯顯地帶著「歐洲中心主義/Eurozentrismus」的意識，即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的尺度去看待殖民主義。所以，為了改正馬克思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zentrismus」的偏見，我在引述馬克思的文句時會加以修改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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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台灣內部上述的兩大敵對的派別沒有克服自身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認識的片面性，那麼「日本/日本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台灣內部所引發的爭論，就會每隔一段時日發作一次。果然，2000-2001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又再激起一場友日派和仇/反日派的論戰。但是一如以往，這場論戰也沒有深刻化，這場論戰也不會是最後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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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待善與惡、野蠻與文明等等的歷史辯證? 德國唯心主義的辯證哲學家黑格爾說：
『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的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的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則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
黑格爾的話說明什麼? 在他看來，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 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社會出現、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慾和權勢欲，追求物慾與追求權勢的慾望－成為歷史發展的杠杆。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持續不斷的證明。這就是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
但是，歷史不會只發展到資本主義就終止。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那麼惡必然內在地包含著否定惡本身的動力。人們仍然會繼續推動歷史，創造歷史，追求善，以否定歷史的惡。但是這需要一定成熟的物質條件以及能夠在與此條件相對應的歷史中行動的人。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
從『認識台灣』到認識世界
一切已經死亡的前世代的功業與罪行，仍然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與身軀。
小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帶出大人們的意識爭論。台灣國立編譯館已經在1997年為國中一年級學生編寫了「國民中學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和「社會篇」三種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試用本已於1997(民國86)年8月出版。 它的初稿和修訂版的內容在出版前曾經引發了一些學者和政治人物的討論、批評與辯論。此外，因為這些已出版的教科書還只是試用本，所以國立編譯館仍然繼續收集修改的意見，以備做為將來修訂的參考。
在報紙上可以讀到的、特別是對「歷史篇」和「社會篇」兩種教科書的初稿和修訂版的內容的批評，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台灣人的各種派別」為一方，「中國併吞/兼併台灣的派別、反台灣獨立台灣的派別，即所謂的中國統一派」為另一方。
代表「中國併吞/兼併台灣的派別」，例如王曉波教授，李慶華立委等，他們批評的要點是: 在「歷史篇教科書」裡，史實有很多錯誤；日本屠殺臺灣人的數目遠遠多於一萬四千人；對台灣的抗日運動以及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造成的創傷，寫得不痛不癢；反之，對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卻歌功頌德、過份美化，這等於是為日本軍國主義作掩飾；在那些教科書裡都不使用中國人、中華民族等的語詞，這是在刻意割裂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所謂的中國統一派」的人士因此認為，那些教科書是「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鋪路之實。」
而「台灣人的各種派別」針對教科書而舉出的缺點則有: 原先初稿所使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戰後」等的用語，在修訂版裡卻又被改寫成語意不通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稱為"台灣光復"；關於台灣未來國家主權的問題，歷史篇教科書只談中華民國和中國統一，卻不談建立新的獨立國家/台灣獨立的可能性。這些派別的人士因此認為，那些教科書仍然充滿著「大中國意識」。
以上是在報紙上可以讀到的批評的一部份。事實上，批評的內容比上述的還要多得多。然而，詳盡地列舉並且和那些批評進行辯正，並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不過，我們藉此機會也簡單地表達我們對該教科書的一點意見。我們根據已出版的試用本「歷史篇」與「社會篇」兩種教科書認為: 1) 對台灣原住民而言，台灣最遲自從1624年荷蘭人佔領台灣並建立殖民制度開始，直到今天的全部歷史，應當一貫地被看作是外來殖民統治的歷史。可是「歷史篇教科書」並沒有一貫地展現這種史觀，而是以中國漢人統治者的史觀編寫的，這可以從「鄭氏治台時期」，「清領時代」以及「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幾章看得出來。2)「歷史篇的教科書」對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的破壞與"建設"的歷史意義，缺少稍為深刻的批判。這一點是引發我們撰寫本文的重要因素之一。3)對戰後迄今這一段歷史的詮釋，更是按照中國國民黨外來殖民政權的史觀與意識形態而編寫的，這可以從下列現象看得出來:一)把戰後從國際法看來仍充滿爭議的台灣主權地位，直接寫成『戰後，台灣、澎湖等歸還中華民國。』(「歷史篇」頁85與「社會篇」頁8。) 二)對國民黨政權在戰後和隨之的極權恐怖統治，不是避而不提，就是輕描淡寫。三)對台灣近代的民主變革的性質沒有做出清楚的定位，這個性質我們認為是－反對國民黨外來殖民政權的封建和獨裁，追求自由民主與台灣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四)對這場民主變革的動力、歷史意義以及台灣人民在這一場民主變革裡的角色沒有做出恰如其份的描述。
針對上述那些在報紙上公開的批評，「歷史篇的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主委黃秀政教授、委員吳文星教授和黃富三教授表示: 歷史教育的內容，該認知的就要認知，該批判的就要批判。其實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具有殖民和現代化的雙重性格；該教科書的第七章談殖民統治時，就提出對日本統治者的批判；第八章談現代化時指出，日本把現代化的制度帶進傳統的台灣社會中；該教科書這樣編寫就是要呈現歷史的真相。
而「社會篇的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主委杜正勝教授感慨地說:『所有的編審委員經過多次反覆討論，希望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沒想到最後還是被泛政治化。.....統派學者批評這套教科書"親日反華"，而獨派學者說教科書含有"大中國主義"，我們究竟要聽誰的話呢?』杜教授在這裡提到"意識形態的包袱"，他大概是指「台灣獨立的主張」和「中國統一的主張」兩者都是意識形態。
3.
被獨立、統一和維持現狀三種意識形態所折磨的台灣
如果主張獨立和主張統一都是意識形態的話，那麼為什麼主張維持(政治體制的)現狀(或什麼主張都不表示)就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呢? 為什麼別人的觀點就是意識形態，而自己的就不是呢?意識形態是什麼? 為什麼把意識形態只做貶義使用呢? 當人們把東西冷戰也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對抗時，那不就表示，代表東方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嗎?
的確，在當前的這一個被主張獨立、主張統一以及主張維持現狀等三種主要的意識形態所折磨的台灣社會裡，任何人要編寫一套關於台灣本身的歷史和社會的教科書，而能夠被三種派別都滿意地接受，這不僅多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這種條件下，由下述這樣的一個國家(教育部)編訂、由其國立編譯館編撰的統一本教科書，希望不招致批評，也是不太容易的，這個國家已經長期被一個政黨(中國國民黨)所壟斷，又到處都企圖貫徹這個黨一己的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由台灣國立編譯館把台灣的歷史與社會大幅地編寫成國民中學的教科書，這還是第一次的嘗試，「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們的辛勞與貢獻，應當獲得台灣人民的讚譽和批判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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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附帶一提: 有幾位編審委員，他們平時的著作與言論都顯示，他們是目前「主張維持現狀派」自覺或不自覺的支持者。可是，他們總是以為，以學術為名的研究與著作，就都能夠免於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標籤，也以為自己在編寫教科書的時候，沒有帶任何意識形態，因而具有客觀的公正性。
事實上，學術、意識形態和客觀的公正性，是三個可以相互獨立的範疇。這就是說，以學術為名的研究與著述，沒有必然具有客觀的公正性；而一種研究與著述是否具有客觀的公正性，與它的研究者是否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是說，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學術工作者仍然可以做出客觀公正的研究。
但是，目前做為官方版教科書的編寫者在編撰教材時，是否能夠擺脫特定的意識形態對他們從事公正客觀的研究和著述的影響呢? 黃富三教授倒是最清楚並承認，做為官方版教科書的撰寫者，事實上在這方面難於擺脫特定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的影響。他說:『歷史教育不可否認地有其目的性和工具性。社會每每透過教育去塑造上一代人理想中的下一代，而歷史就是最方便取材的對象。就此而言，歷史教育在價值取向上實無太大的選擇。因此與其問史家如何處理價值問題，不如問其社會之價值取向為何。』(聯合報，民國86年6月10日，頁11。)
黃教授在此沒有說出來的卻是: 一種能夠對官方版教科書的編著者發生相當影響力的「社會之價值取向」，無非就是社會裡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的價值取向。
而這個「社會之價值取向」並不是從一個社會裡的所有成員的個別的價值取向的總和所得出的一個平均值或一個抽象物。只要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每一個社會(在所謂的多元社會亦然)在一個特定的時代，總有一種思想和價值取向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這個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和價值取向，無非就是該社會在一定時代裡，在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領域裡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的集團(或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的多個階級－Herrschende Klassen)，為了維護他們既存的地位和利益，更為了維護既存的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formation)和生產關係(Produktionverhältinisse)，而由他們(自覺與不自覺)的理論家和意識形態家，在歷史、社會、哲學、文化、藝術、法、教育、文學、宗教、世界觀、經濟理論、政治思想、倫理道德等等的領域，發展出來的思想理念和價值取向。這些思想觀點和價值取向的總和就構成一種特定的、占支配地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Herrschende Ideologie)。這就是說，在迄今的階級社會裡，支配物質生產資料的集團或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意識的生產。
關於台灣未來的國家主權的問題，「維持台灣目前的現狀」既是一種民意的選項，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當前政治統治集團的口頭主張，並且在迄今的多次民意調查裡，也確實擁有相對較多的支持者。問題是:為了台灣在面對中國日漸蠻橫的兼併威脅時，能夠獲得較多的國際支援與保障，也為了台灣在將來能夠自主地生存下去，那麼，現在中華民國這種國家主權的狀態，這種幾乎不能在質和量雙方面，繼續提昇國際社會來普遍承認的國家主權狀態，又怎麼能夠繼續不變地維持下去呢?
再回到上面的本題: 後來，那些對教科書的批評有一部份在正式出版的試用本裡已被採納。然而，中國兼併派的人士還是不滿意。於是他們在十一月時以「台灣史研究會」為名另外出版一本『「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在這份出版物裡他們對官方版教科書提出一百六十餘處修正和糾正的建議。然而，他們最在意的還是: 第一，官方版教科書仍然肯定並歌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第二，教科書必須強調台灣和中國在歷史上密切的關係。
4.
殖民主義的二重姓: 破壞與建設、野蠻與文明
今天台灣的國中教科書裡關於台灣與日本殖民統治所引發的爭論，在當今的世界不是單獨的現象。1992年是所謂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對這個歷史事件應該慶祝或者應當控訴和抗議呢? 所謂"發現"新大陸這件事，對一些由於"發現"新大陸並繼之建立殖民統治，因而獲得迄今統治世界的優勢地位的西方"文明與經濟模式"的勝利者而言，自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本文在使用"西方的文明模式"一詞時，"文明"這一概念指的不是那種與精神文化相對的物質文化，而是"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formation)。〕相反，所謂"發現"新大陸這件事，對那些由於"被發現"，而又在迄今五百年的歲月裡一直身陷災殃苦難的民族，以及對那些認為歐洲人入侵美洲以及隨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摧毀地球生態環境的最主要因素的生態運動者而言，卻是他們藉機表達控訴和抗議的對象。
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意義，不僅應該從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特殊關係，也應該從近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史的範圍裡的普遍意義來考察。而另一方面，整個世界近五百年新的與舊的(古典的)殖民主義，以及建立在殖民主義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文明與經濟模式"已經帶給全人類迄今仍然充滿爭議、衝突與對抗性矛盾的遺產。這些都是追求民主與社會進步(Gesellschaftlicher Fortschritt)的人們在將來必須克服的工作。
殖民制度的歷史遺產，更由於當今下述的歷史時刻，在今天仍然具有現時(現實)的意義，並且迫切地需要再深刻地思考: 近百年來世界各地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致力於為克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野蠻而奮鬥，這些努力的一部份已經使得絕大部份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獲得了政治獨立，然而他們的經濟依舊受制於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發展仍然相當落後和貧困。舊的殖民統治雖然已經結束了，可是它負面性的後果卻尚未終止，這個後果甚至已經反作用到西方社會本身。而反帝國主義的奮鬥的另一部份卻於1989/90開始，以蘇聯和東歐的那種社會主義體係的瓦解而暫時告終。這使得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文明與經濟模式"，在人類的歷史即將進入第三個千年的前夕，似乎無可取代地獲得前所未有、更加穩固的統治地位。世界市場因而又擴大了。然而，這一個西方工業文明的生產和消費的模式今天已經到處都給地球的生態和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鉅大且深的破壞，從而對人類的續存構成迫切的危機。世界市場的擴大無異於擴大並加速這個危機。
本文的目的主要地不在於直接討論上述的教科書引起爭議的所有內容，也不在於直接論斷那些批評與回辯。一些論斷將會在本文展述的過程裡被襯托出來。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試圖從台灣被殖民統治的立場、從本民族的歷史、也從世界史的觀點來思考下述的問題: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以及近代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的歷史意義。第二,資本主義做為一種社會形態，自從它從歐洲中世紀末期封建社會的胎胞裡出世以來，對內，它建立在僱傭勞動的剝削制度，對外，它自從將近五百年前開始直到今天，都依靠舊與新的殖民剝削制度而發展。這一個由此而發展出來的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形態，這一個在當今世界社會取得統治地位的文明制度，它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人類社會具有什麼意義?如果全人類在將來仍然按照迄今五百年的市場經濟的原則與發展的方向一往直前，那麼人類能不能夠有人性尊嚴地渡過第三個千年? 人類文明進步的前景又如何?
為此，我們從殖民主義的歷史角色談起。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先後在台灣、高麗、滿洲和南亞洲的一些地區，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先後在菲律賓、波多黎哥和太平洋的幾個島嶼，建立起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兩者都是歐洲白種人自從1521年開始先後在美洲、亞洲與非洲所開啟的殖民主義的歷史延續和地理擴張。這些在不同時代、由不同的殖民強權與帝國主義者所建立的各種殖民制度，形式上儘管有所不同，本質上卻同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產物，又是這個社會形態本身賴以繼續發展的必要元素。
資本主義以及它所建立的殖民制度在歷史上要完成雙重的使命 -- 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各種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另一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拉非洲的殖民地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這就是殖民主義的二重性：野蠻與文明；破壞性與建設性。【固然，「歷史篇教科書」的編審委員們也看到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雙重性，並且也使用「殖民」和「現代化」兩個概念來描述這個雙重性。但是，「殖民」這個概念本身在討論殖民主義時是一個上位的總概念(generic notion/Oberbegriff)，它涵蓋「現代化」這個概念，而不是一個與「現代化」平行、對比或對立的概念。因此，「殖民」和「現代化」兩個概念不適合被用來做為描述殖民主義的雙重性。】
然而，對遭受殖民主義的侵略者掠奪、奴役與殘殺的殖民地人民而言，能夠說殖民制度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嗎?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大略地敘述殖民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
5.
殖民主義的歷史角色
5-1 所謂「發現新領土」的時代
從1430到1530年的一百年間，是歐洲人所謂的"發現"新領土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在這個年代裡以哥倫布於1492年到達中美洲(所謂"發現"新大陸)為最著名的歷史事件，因而也成為最顯著的時間坐標 -- 距今506年。
歐洲人為什麼從十五世紀開始向歐洲以外的世界擴張，尋找新的領土，並且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各國(以及後來的日本與美國)先後在海外建立了迄今將近五百年的殖民制度?
或許可以用各種主觀的動機來解釋歐洲人對外擴張的現象:對歐洲以外的世界的好奇，航海旅行、冒險或探險的欲望，世界觀的改變，宗教和文明傳播的使命感，尋找黃金和香料等等的動機。可是，這些主觀的因素以及科技的進步為什麼不早也不晚，就在那個時代一齊促使歐洲人開始積極地向外活動呢?這就不能不進一步探索那些使人們產生動機的外在因素，以及促使人們起而行動的社會條件。
這裡當然不是詳細描述這些複雜因素和社會條件的地方，也不可能詳細描述這些複雜因素和社會條件與人們起而行動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這裡只能簡單描述歐洲當時候的一般狀況。
十四世紀，歐洲中世紀末期，各個封建社會出現了普遍的危機。最主要的就是從1300年開始的農業危機所導致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而這又是由於黑死病和瘟疫，使得農業人口大量減少、農村荒蕪、工資上漲、農業生產力大幅下降，徭役經濟開始瓦解。那些一向依靠農業生產的貢賦為生的封建貴族和僧侶，收入因而大幅減少。低階貴族和僧侶的社會地位下降，甚至淪為無產者。而那些尚能維持封建統治的貴族和僧侶就必須加強壓迫農民，以增加貢賦才能維生，這就更普遍地激起了農民起義。社會階級對抗更是隨之加劇。
到了十五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已經普遍地處於衰敗的狀態，封建貴族的勢力日漸削弱。而當時被壓迫階級的勞動 -- 農民、手工業和商業的勞動 -- 開始悄悄地挖掘封建制度的根基。這些勞動者在已經沒落了的農村的周圍逐漸地築起了城市；城市內的手工業生產，積累起最出的資本 -- 商業資本，並且導致城市相互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這就是城市裡的市民階級的崛起，也是歐洲市民社會的誕生，即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先河。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正也是文藝復興與人本主義的開端。
商業來往需要貨幣。原來，貨幣在中世紀典型的封建經濟裡幾乎是沒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以勞役形式、或者以實物形式從他的農奴那裡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現在，貨幣一旦成為普遍的交換工具，貨幣的需求量也就大大地增高，從而提昇了貨幣的地位。封建貴族如果沒有貨幣，那麼要繼續維持統治已經越來越困難了。然而封建貴族要取得貨幣卻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很少有或者說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加以這時在歐洲範圍內掠奪貨幣也完全不再那麼容易，所以他們不得不向城市裡的高利貸者借貸。騎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的火炮轟開以前很久就已經被貨幣侵蝕破壞了。於是貨幣逐漸地滲透到封建制度裡去。
凡是在的貨幣關係排擠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係就必須讓位給資本主義的關係。可是，中世紀末期封建制度的危機並沒有立刻導致封建制度的崩潰。相反，它還一度穩住了這個制度，並且產生了許多專制的國家(absolutist state)。在這專制國家的範圍裡，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以及相應的民族國家就在舊社會的胎胞裡開始孕育起來。
封建社會的危機以及孕育中的新社會關係，大大地促使人們對貨幣與新領土的需求。貴族企望以貨幣和新的領土來挽救危機。對貨幣的大量需求就興起了對黃金白銀的渴望。十五世紀中業開始，對黃金白銀的熱切渴望驅使歐洲人揚帆冒險去尋找勝產金銀的海岸、島嶼和陸地。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歐洲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所需要的第一件東西。
5-2 殖民主義與資本的原始積累
金銀、財物和土地原來都是屬於那些"被發現"的領土上的原住民的財產。現在，或者歐洲人沒有原住民所需要的東西與之交換，或者原住民不需要那麼多歐洲人的東西。為了獲得原住民的大量財產，歐洲人只有靠強奪。歐洲人"發現"新領土的活動於是成為"被發現"的原住民後來悲慘歷史的開端 -- 殖民主義。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原住民被大量地消滅、被奴役、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把非洲和亞洲變成商業性獵獲原住民的場所，以便把他們販賣為奴隸。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是資本原始積累在本國以外所使用的主要手段。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德國、日本、美國，先後在國外各地建立起各種形式的殖民制度，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接踵而來的是這些國家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經濟與軍事的戰爭。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為殖民宗主國的工場手工業產品保証了產品銷售的市場。在殖民地靠掠奪、奴役、剝削、販賣奴隸、建立奴隸制度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富，源源地流入殖民宗主國，在這裡轉化為資本，促使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
沒有殖民制度、沒有奴隸買賣和奴隸勞動，就沒有現代的工業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和唯一的目的。
事實上，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絕不是田園詩式的歷史。這些殖民強權經營殖民地的歷史，普遍地展示卑鄙行為、背信棄義、賄賂、殘暴、野蠻、種族滅絕、毀滅原住民既有的文化、既有的生產和社會結構等等的景像。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一部份甚至是利用集中且有組織的國家暴力，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的時間。
這裡只舉幾個種族滅絕和大屠殺的例子:拉丁美洲原有的一億印地安人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來"發現"的年代裡，被毀滅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荷蘭殖民統治台灣的時期台灣原住民在1650年時有68657人。到了1656年時，由於被勦滅或逃亡，僅剩32221人，剩不到一半。英國人使三十萬的澳洲原住民僅剩五萬人。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在英國人入侵以前約有一千萬人，到了1800年時僅剩六十萬人。法國人在北美洲、在西印度群島、在馬達加斯卡、在非洲、在越南等數不盡的殖民地所毀滅的原住民，絕不少於英國人所毀滅的人數。德國人在非洲等的殖民地所幹下的恐怖統治，是後來納粹德國在歐洲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序幕。日本人在台灣、中國東北和南部，美國人在本國內建立奴隸制以及在菲律賓和越南所犯的野蠻暴行，都不比這些歐洲殖民先驅們所做的更少。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到1930年時，台灣人民因抗日而戰死或被補殺者超過一萬人。
此外，日本的國家暴力在台灣摧毀了舊有的土地制度，並以新的土地所有權制掠奪台灣人民的土地和資源，為日本的資本主義入侵台灣掃除一切障礙。日本的財閥和軍閥相互結合成為一個侵略戰爭的機器，把台灣建構成為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前進基地。日本的國家機器在戰時強徵台灣青年參與侵略戰爭，甚至毫無人性地(強)徵台灣、高麗等地的女性當慰安婦。
所有這些自認為文明的殖民強權的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採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所進行的破壞作用，是世界史上任何時期、任何被他們視為野蠻愚昧的人種都無法與之比擬的。
1500到1800年可以看做是歐洲一些國家建立殖民制度的第一階段。與這一階段相對應的是，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及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的轉化。
6. 工業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台灣開始尋求自我解放的運動
十八世紀後三分之一的年代是歐洲工業革命開始的時期。生產的工業化一方面導致對工業原料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必須為大量的工業產品尋找國外的市場。對大量而低廉原料的需求以及以高價出售工業產品，就成為工業資本增殖的必要手段。為了這兩個目的，歐洲的工業資產階級現在又開始向外擴張，大規模地佔領新的殖民地，建立第二階段的殖民主義。為了獲得低廉的工業原料，工業殖民國也和商業殖民國一樣，以暴力奴役殖民地的人民從事生產礦產和農產品。而為了迫使殖民地以較高的價錢購買殖民國(殖民宗主國)生產出來的工業產品，殖民國就必須把殖民地傳統的生產結構盡可能廣泛而徹底地摧毀。
資產階級為了開拓世界市場，為了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他們就以極其野蠻和殘酷的手段摧毀殖民地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孤離狀態，以便把他們併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以便迫使他們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接受資本主義的"文明制度"。
印度是被殖民制度徹底破壞的一個典型。英國在印度全境把傳統的紡織工業以及傳統賴以生存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並為英國的工業產品的入侵建立一個新的市場。英國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和它的傳統文化，使印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印度在英國殖民統治的破壞時期，失去了它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使得印度人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
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所做的破壞，並不是英國殖民制度獨有的特徵。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制度的模仿。
英國的統治階級在破壞印度的時期，向來只是偶爾地對印度的發展問題表示一點興趣。貴族只想降服它，財閥只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想用低廉的產品佔據它的市場。但是，後來情勢開始改變了。英國工業革命完成(約1830年)以後不久，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就在印度這一片被徹底摧毀的廢墟上，英國的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能夠生產的國家，對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為了這個目的，工業資產階級就必須為印度建立起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一些必要的設施與制度:水利、交通、海運、電力、港口、法制、教育設施、政治制度等等。
鐵路、港口、船舶、海運與內陸交通所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瓦解印度的種姓制度所憑藉的傳統社會分工方式，並且把印度大陸同西方世界實際地聯結起來，使印度擺脫了孤離狀態。種姓制度是印度發展和進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孤離狀態正是它過去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新的設施和制度對於印度的工業和農業發展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印度到了1948年獨立時，已經擁有相當程度的、包括重工業的工業基礎。
此外，使印度達到比從前的帝國統治更牢固和占地更廣闊的政治統一，是使印度復興的首要前提。英國首先用劍強行這種統一，繼之以電報和鐵路將之鞏固下來。英國訓練出來的印度人軍隊，是印度解放自己並且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要條件。英國引進的教育制度使印度培養出一個具有管理國家必備知識並且接觸了歐洲現代科學知識的新的階層。
英國十九世紀開始在印度的這些"建設"，給日本在二十世紀對台灣、高麗和滿州的殖民統治提供了豐富的榜樣。兩者在殖民地"建設"的動機、目的和結果都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在清朝政府在台灣既有的統治和建設的基礎上，日本開始要把台灣建立成為一個附屬於日本而能生產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那些顯而易見的基礎建設和生產工業，鐵路、港口、水庫、工廠、發電廠、醫學衛生和教育設施等等，這裡就不必一一提述了。
儘管是為了殖民統治而實施差別和歧視的教育，日本一旦在台灣實施現代的教育，它就不能阻止台灣人民的目光與腦力吸收當代世界最先進的科學知識，並且銜接當代世界被壓迫人民解放的思潮和運動。這就使得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的中期開始，就開始從事各種要求自我解放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而領導這些運動的人物也正是日本在其本國和在台灣教育出來的台灣人知識份子。這些在殖民統治下成長起來的新人民和他們的領導，正是改建這個社會新而強有力的因素。而全島性的交通、通訊和教育設施，又給台灣人民的意識成長，提供形塑成為一個現代民族所必需的物質基礎，這才使得台灣人民當時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初步具備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規模。
歷史上工業資產階級的上昇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手段；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社會生產力，以便在科學的幫助下把物質生產轉變為對自然的統治。工業與商業就是資產階級為新世界創造物質條件的工具。
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日本和美國進一步的發展就先後轉化為帝國主義。真正意義的帝國主義，即從競爭的資本主義轉化為(寡頭)壟斷的資本主義，只是從十九世紀的後二十五年才開始的。從這個時期開始，一些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聚與資本集中的程度，先後達到一個較高的階段，而出現了壟斷資產階級。接著，工業的壟斷寡頭結合銀行的壟斷寡頭而形成金融寡頭，並且取得了社會-經濟的統治地位。從這個時期開始建立的殖民主義因而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壟斷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也可以瞭解為壟斷資產階級與它們的國家所共同從事的經濟和政治的活動。
帝國主義的崛起預告了一個更為野蠻的時代的來臨，是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更為慘烈的時代。侵略性、擴張性與瓜分世界是帝國主義的特徵。這樣的時代首先以種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做為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社會達爾文主義以達爾文在生物界發現的"生存競爭與自然擇汰"的現象來看待人類社會，從而不僅把人類社會的不平等與壓迫看作是不可改變的自然現象，並為使之繼續存在而辯護。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為種族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種族主義宣布:白種人是優等的人種，與生俱來負有統治和改造有色的劣等人種，並使之文明化的使命。這種使命感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成為一種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殖民地人民的行為而辯護的「使命感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mission/Sendungsideologie)。這種意識形態最野蠻的實踐是法西斯的德國納粹。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各個帝國主義之間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以及爭奪殖民地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鬥爭日趨激烈，到了二十世紀前半段終於先後爆發了人類史上兩次的世界大戰，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它使人類生命傷亡、使財物損失、使道德墮落、使文明倒退的程度，是史無前例的。工業資本主義已經從它本身進步與文明時代的高峰墮落成為野蠻的帝國主義。這是二十世紀前半期，西方世界裡的一些知識份子對人類文明的前景產生普遍的悲觀主義的根源。
帝國主義的兩次世界大戰把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野蠻和非道德性徹底地暴露出來。被帝國主義剝削、奴役和殖民的人民普遍的覺醒和反抗，以及社會主義世界體係的崛起，使得舊殖民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逐漸崩潰，一個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強權被迫從殖民地撤退，一個個的殖民地次第獲得了政治獨立。
舊殖民主義的瓦解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歷史和舊殖民主義的歷史一樣長久--自從殖民強權侵入那些不屬於他們的領土的那一時刻開始，他們就開始遭遇到當地人民的反抗。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殖民地人民反抗外來的殖民統治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但是他們終究是二十世紀民族反帝運動以及使得舊殖民主義最終瓦解的歷史過程的先驅。舊殖民主義的崩潰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台灣人民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裡，一直都沒有失去做為歷史進步的主體，每一位在戰鬥的血泊裡倒下去的勇士，他們致命的傷口都是從軀體的前面向後貫穿。
舊殖民主義結束了。然而，五百年的殖民主義已經使得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的中心世界與邊陲之間的經濟領域，建立了穩固的不平等的商品交換和勞務交換的關係，而在國際政治的領域也建立了優勢支配與從屬的關係。這使得戰後的世界出現了所謂的第三世界，或稱為發展中國家。它們包括絕大部份的前殖民地、半殖地和附屬國。今天這些國家雖然已經獲得了政治的形式獨立，但是在經濟上卻仍然不能擺脫對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依賴，這個現象被視為新殖民主義。此外，直到今天美國和歐洲幾個國家還保留約四十個殖民地。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戰後以來在第三世界裡竟然出現舊殖民主義的侵略、佔領和統治。中國併吞西藏；印尼兼併東帝汶(East Timor)；摩洛哥侵佔西沙哈拉；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果蘭高地與加撒走廊；伊拉克企圖佔領科威特沒有得逞。這些佔領統治有一個共同的現象:侵略者一直都受到被侵略者強烈的反抗。
7.
正視與批判殖民主義的所謂「建設性的作用」
儘管全然是為了本國利益的盤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所做的"建設"是和它所做的破壞一樣明顯的。今天的人在看到那些破壞時，也應該不難看到那些"建設"的「現象」以及那些"建設"的「本質」。
現在我們回到前面提出的一個問題:然而，對遭受殖民制度摧殘、掠奪、奴役、虐殺與統治的殖民地人民而言，能夠說殖民制度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嗎?對遭受殖民制度掠奪、奴役、殘殺與統治的殖民地人民而言，是不能夠說殖民制度具有"建設性"的功績的。只有從人類世界史的範圍、從歷史演化本身內在的強制性規律的角度來考察，殖民地的人民才必須批判地正視殖民制度的所謂"建設性"的作用。這就是說，僅僅指出殖民主義具有破壞和建設的雙重性是不夠的，僅僅批判殖民主義那些破壞性的作用，也還是不夠的，因為這樣做還不能夠充份地呈現歷史的真相。
為了要認識並呈現歷史的真相，就不能僅僅做一些敘述歷史「現象」的工作，而應該進一步去探討那些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本質」。為了呈現殖民統治的歷史真相，就應該在正視殖民統治所帶來的那些現代化、那些所謂"建設"的同時，批判地研究這些"建設"的「本質」。
從「現象」深入到「本質」這項工作，不僅對自然科學、而且對歷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敘述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因為「現象」往往異於「本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與事物的「本質」兩者會直接地等同、兩者會直接地合而為一，那麼所有的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
因此，我們沒有停留在僅僅對「歷史現象」的描述，而是從「現象」深入到對「本質」的考察。批判地考察殖民主義的"建設"的「本質」，這一項研究歷史與敘述歷史的工作，正是『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教科書』的編審委員們所沒有做的工作。
殖民強權與帝國主義向外擴張、佔領殖民地的時代，人類史的發展階段仍然還處於一個全然弱肉強食的時代，那是一個文明化的野蠻時代，一個野蠻的文明時代，是一個現代的史前時代。在這個時代裡，那些被征服的人民，或者由於他們的社會生產力仍然相對地不發達，文明程度還低，尚未產生較強的共同體，或者由於他們的社會共同體仍然保留宗法式的孤離狀態，或者由於他們的共同體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或者由於國家軍事武力薄弱，或者由於一個社會建立在其所有成員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鬆散的基礎上。總之，這些不同的社會的發展程度都普遍地處於這樣的發展階段:他們從自己社會的內部一直都還沒有、或者根本不能產生足以抵禦侵略的聯合力量，他們注定不能避免被征服的命運。這個時期是一個由人類歷史演化本身內在的強制性規律所決定的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最發達的時代，地球上可以被瓜分佔領的領土已經幾乎全部被瓜分佔領了，地球上領土的一半以上，以及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二(六億多人)處於直接的殖民統治之下。
那也是一個由強權的恣意所支配的時代，一個野蠻的武力邏輯凌駕於理性正義之上的時代，是一個沒有任何超乎塵世的國家之上、並負有頒布權利與制止罪行的巨靈(Leviathan)存在的時代。因此，在這樣的時代，問題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征服印度，而在於印度如果不是被英國征服，它遲早也將被別一個帝國主義征服。問題也不在於歐洲的強權和日本是否有權利侵略中國，是否有權利要求戰敗的清朝割讓台灣，而在於積弱的中國注定要成為侵略者的戰利品，而在於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那個時候，台灣人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保衛自己的田園與社稷。因此，台灣變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是世界史上一個特定歷史紀元的普遍產物。
但是，如果有人(例如「歷史篇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的教授們)因此而說，『日本是經過正式的法律文件(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而對台灣進行 "合法" 的佔領統治』，那麼他就是把野蠻時代的強權法則拿來當作文明的公理。試想，如果日本佔領台灣是 "合法" 的話，那麼台灣人反抗日本豈不是就變成 "非法" 的了?!
如果說，日本統治台灣是依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因而是所謂 ”合法的”，那麼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就更是合乎人本主義的自然法! 更是合乎歷史的合理性與人性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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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舊殖民主義的時代，從純粹人的感情上來說，看到無數殖民地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起初看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各種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馴服的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的精神。我們不應當忘記那種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把他們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整個帝國的崩潰，對各種殘暴行為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只要某個侵略者肯來照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無可奈何的俘虜。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些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各種半野蠻半文明的社會，多麼容易使人屈服於環境，而不是把人提昇為環境的主宰。
為了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殖民主義者首先把殖民地許多既有的東西以及許多人的生命摧毀了。繼之，他們才在滲染著血跡的瓦礫堆上，按照自己的私利的需要建造現代化的制度、產業和必要的設施。他們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個破壞性與一個"建設性"的革命。然而，帝國主義不先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窮困與屈辱就做出什麼"建設"，就達到什麼進步嗎?
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殖民主義者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他們的文明的偽善與野蠻的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了。在故鄉他們自命為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倡導者，自命為人權與財產的捍衛者。可是他們不是把殖民地的人看做是劣等的人種嗎?他們一到殖民地不是就以武力殘殺殖民地人民，不是就立刻剝奪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權、平等權，不是以暴力掠奪殖民地人民的土地和資源嗎?他們的這種文明的本質決定著他們在殖民地的"建樹"的限度。
所有的帝國主義為了本身的利益而被迫在殖民地所樹立的一切，既不會給當地的人民群眾帶來自由和民主，也不會根本地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但是，為這兩個任務創造物質前提，卻是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得不做的事業。
在帝國主義被自覺地推動歷史進步的人民推翻以前，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人民群眾尚未普遍地覺醒、尚未變得強大到能夠擺脫殖民帝國的枷鎖以前，所有的殖民地人民是不會收到殖民者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成的果實的。舊殖民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崩潰的過程，以及迄今世界社會的支配秩序可以說明這一點。
的確，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所造成的社會革命絕不是自覺地推動歷史的進步，而是被極卑鄙自私的利益所驅駛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如果殖民地那種不能使人們自己提昇為環境的主宰的社會，在那個時代沒有經過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夠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那麼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不管做出多少破壞、犯了多少罪行、做出多少建設並帶來多少進步，它在造成這些變革的時候，畢竟都只是『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8. 中國霸權主義下的所謂「中國和平統一」無非就是「中國暴力兼併」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殖民主義的時代以舊殖民主義的手段、以武力兼併西藏，並在西藏進行舊殖民主義的統治，企圖消滅西藏人的文化，並企圖以漢人的文明改造西藏人。現在，中國又用武力威脅台灣，企圖兼併台灣。中國這種兼併他族和併吞別人的領土的野心和行為，就是中國霸權主義。至於形形色色的所謂中國統一派，或要以什麼文化的中國，或要以地理的中國，或要以這樣或那樣的中國之名達成中國統一，都只是中國霸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擁護者。
因此，所謂的「中國和平統一」，無非就是「中國暴力兼併」，而所謂的「中國和平統一派」，無非就是「中國暴力兼併派」。
台灣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教科書，是不是含有如那些在台灣的中國兼併派的人士所責難的，"親日反華，美化日本，對日本殖民統治歌功頌德" 的內容? 如前述，這個問題本身帶有民族的主觀性，本文不必在此加以論述。
然而，在台灣社會裡，不僅有一些在日本殖民時代成長的人(不只那些因日本殖民統治而獲利的新貴)，也有一些戰後才出生的人，確實對日本不懷特別的惡感。在1995年馬關條約一百周年的時候，甚至有幾位平庸的政治菁英竟然遠去日本，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表達感激。不管這些人的動機與目的為何，當她/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已經多麼地對不起那些因抗日而犧牲的台灣人民了!
如果說，日本統治台灣是依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因而是所謂合法的，那麼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更是合乎自然法! 更是合乎人性的尊嚴!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些台灣人懷有"親日"(?) 的意識，那麼這種意識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中國兼併派的人士們不能不知道，戰後以前的歷史因素姑且不談，產生這些意識的主要原因正和中國近五十年來野蠻的作為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些野蠻的行為是由兩個中國的政權本身做出來的(而這兩個中國又分別是中國兼併派的兩大派別的國家基礎)。第一個野蠻的行為是由中國國民黨的政權(中華民國)從戰後到1987年間對台灣人民的二二八大屠殺，以及繼之的獨裁恐怖統治表現出來。第二個是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由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這個中國，對西藏、新疆等的少數民族以及對整個中國人民的殘暴統治，更對台灣人民蠻橫的威脅恐嚇，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的。前後兩個中國對內和對外所表現的野蠻程度，和舊殖民主義時代的殖民強權與帝國主義的野蠻程度有本質上的差別嗎?
中國近百年來倍受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荼毒，使得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對日本懷著深仇大恨，這種現象應當得到同情的瞭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和殘暴更應該給予嚴厲的譴責。但是，近五十年來的兩個中國又是如何對待台灣人民、如何對待中國自己的人民以及中國大陸境內幾個少數民族呢?
弱小民族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在列強虎視的環境裡，如果本身獨立自主的生存受到威脅時，有時就被迫只得在列強的夾縫中選擇一種較少直接威脅、或一種較少野蠻的生存方式。這是弱小民族在野蠻的文明時代悲劇性的命運。如果在這種歷史時代，弱肉強食的法則迫使一些台灣人在面臨中國的霸權威脅時，對日本帝國主義不懷深仇大恨(親日?媚日?)，那麼，中國和中國霸權主義的擁護者還有什麼更文明、理性或道德的理由來責難這些人嗎?
有一些中國霸權主義的擁護者自認為非常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是的，所有愛好自由民主、愛好和平、反對侵略、反對戰爭、支持住民/民族自決、民族獨立與民族平等的人，都應當反對任何一個帝國主義，但是也應該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應該支持西藏、新疆和台灣等地人民的自決。
西方的文明，絕不是人類文明史的最高極致，絕不是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而只是人類文明史裡的資本主義時代。在歷史上它確實曾經對人類的文明進步起著飛躍的作用。然而這個文明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如前述，就把它本身的野蠻暴露出來了。西方文明對未來的人類已經太狹隘、太不夠文明了、太野蠻了，因此，許許多多的人民在近一百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不斷地努力，想克服它，超越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還蒙著社會主義的神秘面紗的時候，至少還有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形像。然而此後，在這層面紗揭開以後，它對內對外顯露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將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和經濟大國。但是這樣的一個中國能夠在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法治、人本主義、生態環境保護、戰爭與和平等方面，向世界展示一個比當代的西方文明、比當代的帝國主義所到達的文明與野蠻的水平更多文明、更少野蠻、更反對戰爭、更愛好和平的榜樣嗎?如果它能夠的話，它就不會再有霸權主義的野心，它就會鼓勵那些要求分離的民族分離，它就會尊重台灣等地的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與前途；反之，它如果不能夠的話，它就仍然只是一個比當代的帝國主義更少文明、更多野蠻的霸權國家或是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台灣為什麼必須和一個這樣的強權合併呢?
那些國民中學的教科書到底是不是隱涵著「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鋪路之實」，這個問題也不必由我們來表示意見。但是，如果有一天國民中學的教科書真的出現了「為台獨鋪路」的內容，那也不過多少反映著在台灣社會裡已經長久存在，並且也已經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的台灣人民的意志吧了。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裡已經不能夠繼續做為台灣人民有尊嚴的國家架構，台灣人民又不願意被獨裁和霸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而要追求獨立自主的路，建立新的主權國家，那麼這只不過是追求當代人類已經普遍承認的文明價值而已，這又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嗎?中國和中國霸權主義的擁護者還有什麼更文明、理性或道德的理由來反對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的努力嗎?
人類文明的發展現在面臨的任務之一是:克服野蠻的文明時代弱肉強食的法則，反對擴張和侵略性的霸權主義，尊重並幫助小民族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與自己的前途，維護各民族真正的平等，致力於促使各民族與各國之間和平共存。
9. 新自由主義、資本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更加野蠻的發展趨勢
歐洲從十五世紀開始向外擴張而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這一段歷史，在今天還不能把它看作是已經結束的歷史。因為，隨著殖民主義而發展起來的「西方(歐美)的文明與經濟制度」到今天已經幾乎把全世界歐洲化和美國化了，它對世界的影響迄今還沒有結束，它的後果與代價在今日看來甚至比從前還更加明顯。
展望人類未來文明的發展，就不僅要探討這個文明與它的野蠻之所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因與動力，它的後果與影響，更要思考它內在的矛盾以及解決這些矛盾的努力方向。
關於這一個「西方的文明與經濟制度」以及新舊殖民主義的後果與影響，在這裡只打算舉出兩點。
第一，這一個文明制度與它所開創的新舊殖民主義，在這一個地球上造就了一個非常富裕的世界，也造就了一個非常貧困的世界:一個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狀況雖然不盡相同，然而，其中絕大部份的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仍然普遍貧窮落後。舊殖民主義的統治與剝削，以及新殖民主義時代發達的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不平等以及政治的支配，雖然不是導致第三世界今日普遍貧窮以及社會相對落後的唯一原因，卻是決定性的因素。
雖然，在原來的第三世界裡面，有幾個國家和地區在1980年代開始上昇成為新興的工業國家/地區，特別是新加坡、香港、南韓和台灣。不過，這幾個例子對改變整個第三世界普遍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改變世界性貧富巨大差距的關係，都沒有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這幾個成功的例子所具備的各種主客觀條件，在其他的國家普遍地欠缺，因此，這幾個新興的工業國家/地區成功的發展經驗，在其他大多數的國家無法成功地複製。並且，這幾個新興的工業國家/地區的全部人口總數沒有超過八千萬，如果這些再加上幾個正在追趕發展的國家的人口，那麼總數也沒有超過四億。而第三世界的總人口至少有四十億。試想，如果這些人也都像那四億人所生產的那樣多，姑且不論地球能否承擔這所附帶產生的污染，那麼地球上哪來那麼多資源和高消費的人口，足供再創造另外十個同樣規模的市場?!這表示，這幾個新興的工業國家成功的發展經驗，對整個第三世界少有普遍的示範意義。
社會學裡的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說後進的社會只要跟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腳步發展下去，有一天也可以達到工業化的目標，事實上除了少數幾個例子以外，並沒有也不可能普遍地實現。198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中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激進的市場經濟政策)以及資本關係的全球化，甚至更加深第三世界發展的困難。1997年中以來，亞洲幾個國家，特別是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南韓，就開始先後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對世界經濟與世界社會不良影響的程度，現在還難以估計。
固然，近三十年來整個第三世界在社會方面有些改善，例如醫療設施的改善，孩童死亡率降低，平均壽命增加。可是在經濟方面，若非近年來人口眾多的中國和印度有較高的經濟發展來平衡，那麼整個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就會比1980年代以前更下滑。事實上，在第三世界裡最貧窮和較貧窮的一百多個國家裡，其中有十六億人，占世界總人口(1997年約有五十九億)的百分之二十七，他們今天的生活水平(個人平均所得)比起十五/二十五年前甚至降低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二十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個人平均生產額，在同一時段裡卻普遍地增加。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七億五千萬，約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生產世界年總生產值的近百分之七十，消耗世界能源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世界最富裕的四十四國家所包括的八億五千萬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年平均所得，比世界上最貧窮的六十四個國家所包括的近三十二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的年平均所得超過六十倍。貧窮的第三世界與資本主義中心世界構成世界性貧窮與富裕的兩極。這個南北貧富的巨大差異，在近二十年來並沒有獲得改善，甚至還擴大了差距。
邊陲國家的貧窮化已經反過來作用到富裕的資本中心世界本身:由貧窮而產生的經濟難民大量地湧向資本的中心國家，對這裡的僱傭勞動階級形成一股降低工資的壓力，也實際排擠了本地原有的工作職位，這是造成失業人口增加的一個因素。這種勞動市場排擠的效應，促使資本的中心國家普遍地產生敵視和排斥外國人的社會心理，新納粹和種族主義也跟著死灰復燃。
這一個文明制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這就是說，資本按照市場原則，藉著工業、藉著不斷地把生產"合理化"、不斷地分工、不斷地擴大對能源與自然資源的消耗、在可能的範圍內不斷地提高生產力，不斷地提高生產、不斷地提高消費，所有這些最主要的，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是為了交換價值而生產，也就是為了追求盡多的利潤而生產，並佔有利潤。這種生產方式之所以能夠發展高度的生產力，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 -- 自然與人的勞動力。這些後果現在已經到處顯露出來 -- 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自然資源的耗竭，貧富差距的擴大。
資本主義中心世界的各國自從1970年代初期就發生資本積累過剩的經濟危機。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各國從1980年代初期以來競相施行激進的市場經濟，推動資本的國際化、全球化。資本積累過剩與資本的國際化兩個力量，促使一部份資本向少數幾個低工資的國家移動投資。後果是:資本輸出國減少在本國的投資，失業隨之增加；資本輸出國在低工資的國家那裡生產出來的較低成本的產品回流到中心世界，排擠了在這裡生產的成本較高的同類產品，這使得在這裡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被排擠出勞動市場；加以，國際競爭的壓力迫使產業增加自動化和電腦化，這又使一部份的勞動力失業。這三種趨勢以及前述的經濟難民效應已經導致資本輸出國出現大量而長期的失業人口，這使整個社會的福祉產生退化的作用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
激進的市場經濟昇高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惡性競爭，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滋長的溫床，它所產生的社會後果是:社會的一般犯罪率和經濟犯罪率昇高，出現長期而大量的失業人口，擴大貧富差距。這樣的情勢若說不會導致增加人們對生活的不安，增加人們對失業的可能性和無保障的生存前景的焦慮與恐懼，增加人們互相敵對競爭與猜忌，減低人們之間的和諧、信任、互助與團結，增加人們的異化和疏離，是不可能的。
這一個文明制度五百年的發展，到現在已經如此發達，以致於它的內在矛盾也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它在全世界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並獲得相當普遍的承認；可是在另一方面，按其內容與許諾(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與高水平的消費)而言，它卻絕不可能在絕大部份的人類社會裡實現。試想:如果這種高度耗費/浪費能源與自然資源的生產和消費的工業文明模式在人類社會裡普遍地實現，如果世界上全部的人都像歐美少數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那樣耗費能源與自然資源的話，那麼地球上還有足夠的資源與資源能夠長期地供應嗎?那麼地球和大氣環境因而造成加倍的污染以及破壞之後，還能夠做為人類的生存環境嗎?顯然，這一個文明制度如果按照迄今發展的模式繼續下去，它一來將繼續加深一個社會內部與世界範圍的富裕與貧窮的極化，二來只會加強破壞生態，加速威脅人類繼續生存的條件。其後果，可以確知的是，人類絕不能有人性尊嚴地夠渡過第三個千年，這樣的文明甚至不可能再繼續五百年!
10. 人類文明進步的展望－不再以破壞性的後果為代價
即使僅僅思慮，人類如何才能夠在將來的幾十年有尊嚴地續存下去，那麼，這一個西方的工業文明，這一個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也必須做一個深刻的變革。問題是:這個變革必須多深刻?因殖民主義而在今天獲得較優裕生活條件的民族，如何學習告別已經習以為常的優裕的生活水平?社會發展較不發達的民族，如何在努力提高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同時，認識到若要以西方那種生產關係欲達到西方那樣高度的生產力已是不可能的，而西方那種高度消費的生活水平，也是不再值得追求的目標，並且這種認識的轉變又不致於蛻變為仇視整個西方文明的狂熱意識或區域性狹隘價值觀?人類如何自覺地共同來駕馭激進的、純粹的市場經濟的野性?人類如何自覺地共同來創造新的社會形態，以便發展更有人性的新文明?這些問題是在這個西方文明達到世界地位之後，帶給今天的人類新的而又迫切必須獲得回應的問題。人們或許不能很快地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強權武力以及純粹的市場法則絕對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儘管這些仍然是當今世界占統治地位的法則。
人類迄今的文明化與社會進步，莫不以掠奪自然、毀滅既有的社會關係以及以多數弱勢者的犧牲為代價。五百年來殖民地人民為西方世界的文明進步所付出的犧牲與代價，今天已經沒有人能夠償還了。如果人類的文明進步還有一個可以指望的前景，那麼這個前景只能是:在將來每一次人類的文明進步，不再以無盡的苦難、犧牲以及破壞性的後果為代價。這個希望在於:
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些以及人們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都服從於先進的人民，服從於自由聯合起來的直接生產者的共同監督的時候，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的社會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才真正結束了他們的野蠻史；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人類才真正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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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稿完成: 1998.03.31.
Marburg/Germany
最近修訂：20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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