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哲
為《鄭自才刺蔣回憶錄》的出版而寫 (完整版)
本文的 縮減版 以「刺蔣的歷史意義」為標題，做為「鄭自才/張文隆 合著: 刺蔣 鄭自才
回憶錄」紙版書的跋(後記)一，載於該書頁337-370。
「鄭自才/張文隆 合著: 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出版。
2018年1月出版。
鄭自才:
『……。所以要採取暴力行動刺殺蔣經國的人就需要有非常冒險的革命精神，要有準備坐牢的勇氣，以及必死的決心。……當我們的生命、自由受到威脅時，只有猛烈反抗才能保護自己。』
『我在美國坐監服刑時就選修哲學，專攻馬克思主義。即使幾年來備受磨難，我始終無法忘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人道的終極關懷。社會主義是要使社會更公平、經濟更平等和政治更民主。台灣革命後必須改變生產關係，使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
張英哲:
『被壓迫的民族、被剝削的階級，會在他們自己特定的歷史階段發展出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生產力與政治-文化-精神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反壓迫、反剝削的革命行動。不能以革命的成敗評論他們的革命行動的價值。他們的行動本身都懷抱著奉獻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解放事業以及追求社會-歷史進步的革命精神。』
目錄
1.
鄭自才為什麼要刺殺蔣經國?
2.
台灣民族民主運動
3. 革命暴力使台灣免於武力革命
4.
充當工具的獨裁者與機會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 一個極端野蠻極端無人性的政權
5.
出獄後到歐洲投入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6.
人的社會實踐的合一目的－文化革命 ；葛蘭西(A. Gramsci)的政治理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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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蔣經國的歷史在事件發生近半個世紀之後終於由行動者鄭自才本人以文字詳細地把它呈現出來了；《紐約刺蔣─鄭自才回憶錄》終於出版了。另一位行動者黃文雄也早在2003年就撰寫一篇《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原載於: 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2003年10月；另轉載於: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出版者):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2005年6月，頁213-225。)
1. 鄭自才為什麼要刺殺蔣經國?
1970年4月24日，正在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在紐約遭遇槍擊。執行刺殺的人是兩位台灣人，一位是剛從美國大學畢業的建築師鄭自才，另一位是在美國的留學生黃文雄。
鄭自才說，刺殺蔣經國首先是他自己一個人秘密計畫的，之後他邀黃文雄一起行動。而用手槍射擊蔣經國的是黃文雄。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當時是鄭自才的牽手。她對刺殺蔣經國的計畫從頭到尾都知情，並且也出現在刺殺行動的現場。鄭自才推崇她是一位偉大的台灣女性。
刺殺行動沒有成功，蔣經國的身體沒有受到任何傷害。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人在現場被逮捕，並且在同一天被送入大墓監獄(The
Tomb)拘留。
蔣經國在鄭自才的眼裡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鄭自才為什麼要刺殺他?
鄭自才認為，蔣經國是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獨裁者蔣介石的兒子。他年輕在蘇聯時曾加入共產黨。那時他嚴厲指責蔣介石壓迫中國人民、背叛國民革命，他看似一個充滿正義感的共產黨員。然而後來在他回到蔣介石的身邊，接受其父逐步培養為接班人以後，他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蔣介石政權的特務頭子，是台灣白色恐怖的劊子手。他們父子想以封建世襲的方式延續蔣氏王朝。蔣經國若接班成為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繼任總統，他將像其父一樣是一個殘酷的獨裁者。
在鄭自才的觀念裡，作為特務頭子、獨裁者、劊子手的蔣經國是與充滿正義感的共產黨員以及馬克思主義者互不相容的。
【一些堅決反共與反馬克思主義的讀者，對鄭自才的這一觀點，或者一時難以理解消化，或者提出強烈質疑－從二十世紀到現在不是有許多獨裁者、劊子手都是共產黨員嗎? 這個題目、這個問題需要一些篇幅才能討論。可惜限於篇幅，這裡只能先簡單地寫下這一句話。】
台灣獨立運動的主要任務與目標就是要推翻外來殖民的、非法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共和國。在蔣經國即將接班的時刻，鄭自才認為，如果台灣人能夠在海外成功地刺殺他，無疑的，將會引起台灣政局的巨大衝擊，給台灣及台灣人一個改變的機會。所以在1970年代以前海外就有不少台灣人很想刺殺蔣經國。
鄭自才深知，在美國，暴力行動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台灣專制獨裁的社會裡，反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動是會被判處死刑的。所以要採取暴力行動刺殺蔣經國的人就需要有非常冒險的革命精神，要有準備坐牢的勇氣，以及必死的決心。鄭自才凜然地說: 當我們的生命、自由受到威脅時，只有猛烈反抗才能保護自己。刺殺蔣經國是一種積極反抗的行動，是主動出擊。
為了要推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建立台灣國，縱然刺蔣可能面臨死亡，鄭自才和黃文雄還是毅然決心採取行動!
鄭自才當時雖然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盟員，並且擔任世界台獨聯盟的執行秘書。然而他在本回憶錄裡一再強調，刺殺蔣經國的行動與台獨聯盟全然無關。
那麼，刺殺蔣經國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2. 台灣民族民主運動
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灣的政權是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流亡政權是黨國一體的封建法西斯獨裁體制。
戰後，特別是自從1947年「228大屠殺」以後，台灣人民在台灣島內外漸漸發展起來的「反中國國民黨與反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運動」以及「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本質上就是循著「反外來的殖民政權的民族運動」，以及「反黨國一體的封建法西斯獨裁體制的民主運動」這一條軸線在發展的。我們把這一條運動的歷史軸線稱為「台灣民族民主運動」或「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台灣民族運動的目標在於，台灣人民要要從外來的、異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要把自己提昇為一個民族，並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民族」一詞在此是指「國家民族」。所以「台獨建國運動」的口號雖然簡單易懂，卻不夠完整精確。
就像每一種科學的新派別需要創造新的術語才能夠精確地描述並發展新科學一樣，我們使用「台灣民族民主運動」或「台灣民族民主革命」這些特殊的術語，就是為了更精確地闡述台灣自從戰後以來(甚至也貫穿到今天)的這些社會-歷史運動的本質，同時也要指出這些社會-歷史運動的發展方向與目標。
我們知道，在台灣國內外有許多甚至是知識份子與民進黨的菁英，長期被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霸權」所制約。他們顧慮，談「台灣民族」會被批評是福佬沙文主義，因而避談或不敢談「台灣民族」，避談「民族獨立」，而只談「民主」。他們不想認真了解「族群/語言文化族群(Ethnicity/
Ethnie)」與「國族(國家民族)」(Nation, State Nation)的差異與關係。舉例說明: 瑞士國的全體人民可被看做是一個「國族」，即是一個「國家民族」，但是它是由四個「族群/語言文化族群」組成的，即法語、德語、義大利語以及瑞德羅曼語(Rätromanische)。而瑞士的兩個鄰國，奧地利和德國都是德語國家；這樣，以德語為母語的人民在中歐這裡形塑三個「國族(國家民族)」，三個民族國家。
就像力圖取得統治地位的新階級一樣，力圖上升為獨立的新民族(國家民族)的人民也必須在取得國家的統治機器以前，先形塑自己的文化、世界觀與民族意識。如果把這些現象總稱為文化，那麼 一個新的民族甚至必須在取得國家的統治機器以前先取得文化的領導地位。而這正是當今「台灣民族民主運動」還須更加努力的工作。台灣民族意識大大地不同於台灣意識。「民族意識」這個術語的德文是Nationalbewusstsein，英文是National Conciousness，它大大地不同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而「台灣民族意識」也不同於「台灣意識」。這些需要一些篇幅才能清楚說明。
刺殺蔣經國、打擊「外來殖民與封建獨裁體制」的行動的歷史意義以及後續的發展，應該被放在「台灣民族民主革命」這一條運動的歷史軸線來了解。刺殺蔣經國是「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在特定時期的產物，這種形式的反抗行動雖然沒有再出現，但是它在幾個方面影響了「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後續發展。
在1987年解嚴以前，島外台灣人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要求把中華民國做徹底的變革，運動普遍帶有武力革命的性質。早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許多海外的台灣人就深信，如果希特勒法西斯必須用犧牲很大的地下反抗運動以及傷亡慘重的世界戰爭才能把它打敗，那麼要推翻外來的殘暴的蔣介石法西斯政權怎能免於革命?! 於是許多在美日歐和世界各地的台灣人、台灣青年、留學生、學者、科學家、知識份子就先後走上社會-政治運動或武力革命的道路。他們受到世界上許多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制度的獨立建國運動的感動、啟發與鼓舞；他們普遍懷抱著革命的熱情，希望創出翻天覆地的革命，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推翻中華民國。他們追求台灣獨立，追求建立一個台灣新國家；他們懷抱著高尚的志氣，要重新改造被國民黨政權嚴重扭曲毀壞了的台灣。
3. 革命暴力使台灣免於武力革命-
革命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 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台灣島內外的人民反對國民黨野蠻殘暴的獨裁統治、反對中華民國、要求民主與要求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始自1947年「228大屠殺」之後。1950年代，當台灣島內仍然處於極端高壓統治的時期，這些運動在島內是非常困難發展的，而它在島外的發展對島內的影響仍然非常有限。1964年9月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學生魏廷朝和謝聰敏計畫印發《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卻立即被扼殺於萌芽。
這些困難的情況必須等到1960年代中後期以後才開始出現轉變的形勢。那時，主要的是在日本和美國，台灣的留學生已經有了相當的人數和政治性的組織，島內外台灣人的互相接觸與聯繫也比較頻繁，島外運動的訴求也就能夠漸漸影響島內。
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逃出台灣抵達瑞典，以及1970年4月24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行動，兩個事件大大地鼓舞了海內外台灣人反對中國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運動與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士氣。台灣人民看見，台灣知識份子不自限於理論，而是能夠實踐! 能夠行動! 能夠突破國家暴力的壓迫與束縛!
1970年代初蔣介石的生命已經日薄西山。台灣島內的人民在1970年代只能提出民主的要求，而台灣獨立建國的任務就須由島外台灣人承擔起來。
要推翻封建的中華民國，建立一個新的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台灣國，是台灣社會發展邁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型態的歷史任務。這是一場廣大的台灣人民長久的要求，由台灣知識份子挺身的反封建、建立新民族國家的運動，也是台灣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
鄭自才和黃文雄刺殺蔣經國是那個時代台灣人反抗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行動表現，是台灣人被壓抑的憤怒的爆發。
刺殺蔣經國確實是一種暴力行動，卻是一種革命暴力! 是一種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革命力量!
革命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 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819; MEW23, S.779；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篇，第四節。)
在現代的國家，僅憑刺客刺殺政要、刺殺獨裁者或其接班人，誠然很不可能直接推翻一個國家。但是在1970年代前後，在那個中華民國的國家暴力、恐怖統治無所不在、黨國特務橫行、而人民卻深感無力改變現狀的時代，在組織性的武力革命條件也還不夠成熟的時代，這種個人的、非組織性的革命暴力－刺殺蔣經國－卻是做為被壓迫的民族、被剝削的階級的台灣人民，在他們特定的歷史階段發展出來、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生產力與政治-文化-精神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反壓迫、反被剝削的革命行動，儘管它在今天看來或許已經不合時宜，因為主客觀的條件已經不同。
蔣經國在1970年被刺殺後，雖然身體毫無損傷，但是他為了保護自身的生命，也為了延續中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與生命，使它免於在台灣可能的武力革命中滅亡，他被迫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一方面使喚了一(小)群台灣人(所謂的台籍青年才俊)進入一向(迄今仍然)以所謂的外省權貴為核心的中國國民黨與其政權。蔣經國把這幾個寥寥可數的台灣人當樣板，這卻就足夠給不少的台灣人起了示範的作用，不顧形象爭相湧進國民黨與其政權，乞討名譽、特權與經濟利益。這種現象，把當時一位藝人的名字諧音成為一個庸俗易懂的語言，就是所謂的「吹台菁」現象、「吹台青」政策；「吹台青」可做多種瞭解，既可指「吹捧台籍青年」，也可指「會吹牛諂媚的台籍青年」。
與此同時，蔣經國政權另一方面仍作困獸之鬥，在整個1970年代繼續以高壓對付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當台灣民主運動的力量日漸茁壯時，蔣經國就在1979年底藉鎮暴部隊結合黑社會挑起高雄(美麗島)事件，血腥鎮壓民主運動，逮捕民主人士，並對之以死刑條文起訴。然而，迫於島內外台灣人民與國際的壓力，蔣經國政權的法官不敢把這些民主人士宣判死刑。緊接著從1980年代初開始，蔣經國政權先後以特務和黑道謀殺民主人士林義雄的母親與女兒，謀殺陳文成教授，謀殺作家江南。所有這一切最後的掙扎、最殘暴的統治並不能阻止台灣人民的民主力量澎湃的發展，也不能挽救國民黨必然日漸衰亡的命運。
國民黨政權終究必須承認台灣人民的和平/合法/非武力的民主運動與革命暴力相結合的澎湃力量，而開始思考退卻與妥協。為了延續中國國民黨與其政權江河日下的生命，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才被迫，容忍民主人士於1986年建立民進黨。1987年蔣經國被迫解除長達38年軍警特務的戒嚴統治。這些改變，再加上靠國家暴力與靠媒體宣傳而塑造成所謂的「台灣化」與「民主化」，使台灣人反中國國民黨與其政權的運動不致於激化成為武力革命，也才使得中國國民黨與其政權以及蔣家後代避免因可能再出現的槍擊刺殺或武力革命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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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發展，不是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這句話應當做如下的詮釋：革命形勢，做為歷史運動的一部份，是人們社會物質活動與精神文化活動的客觀產物，不是革命者個人或人民群眾的主觀意識創造出來的；一方面，當人們要求改革或革命的形勢高漲時，企圖阻止改革或革命的發生，不是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反過來說，當革命形勢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再偉大的革命家或革命黨也不能創造革命形勢，不能鼓動革命。
武力革命之所以必要，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腐朽殘暴的統治集團，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集團的那個階級或那個民族本身，唯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棄自己身上一切因襲自舊時代的髒東西，才能成為新社會的新基礎。反之，武力革命之所以不再必要，因為統治集團已經被迫承認人民的革命力量，被迫做出讓步，並且歸還人民所要求的部分權利。
4. 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的獨裁者與機會主義者
所謂的「吹台青」政策的後續影響，一方面，表面上看來好似培養了一些台籍青年才俊。然在另一方面卻製造了一批這樣的台灣人，他們的真實面貌會在幾年以後不可隱藏地一一洩露出來。而且他們的影響延續到今天，以致於他們的這種面貌甚至也或隱或現地烙印在今天的民進黨、台聯黨內幾位政治菁英的面孔上；他們的這種面貌也烙印在一位自認為又是白色、又是墨綠色的、卻更沾染血腥紅色的市長的面孔上。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他們是一群平庸的政治菁英，不僅平庸，而且更是一群充滿奴才氣息的人間極品，一群出類拔萃、擅於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個血腥的紅色政權。在撰寫本序文期間(2017年6月中開始)，一位台灣國民、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於2017年3月19日被中國共產黨政權任意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為由逮補拘禁。177天後，2017年9月11日他在中國湖南省岳陽中級法院的法庭上被迫承認，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此外，一位中國公民、民主運動人士、《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於2008年12月8日被中國共產黨政權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隨後他被判刑，於2010年5月26日開始被轉送監獄服刑。他在服刑期間罹患肝癌，直到癌症末期才被送出監獄。中共政權不准他出國接受治療。出獄不久2017年7月13日他就病亡。幾天後他的家屬被中國共產黨政權命令，把他的遺體迅速火化，把骨灰立即拋海。中共政權的這些動作的目的可被懷疑，是為了燬滅製造肝癌的證據。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極端野蠻、極端無人性的政權。】
老世代的機會主義者對中國國民黨的外省權貴低聲下氣、唯唯諾諾。近世代的機會主義者則對中國共產黨的大小官宦卑躬屈膝、逢迎諂媚。
有些機會主義者在民進黨成立後轉進到民進黨內招搖撞騙，竟然被視為民主人士。有些機會主義者在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中央政權以後，被其黨內的法西斯反動勢力藉機逐出教門，而跑到台灣人的陣營，得到庇護，並且被一群台灣人拱為新教主。
另有一批機會主義者，在國民黨2004年再次失去政權後，立刻跑到中國去向自己昔日勢不兩立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投降，並向彼乞求，聯合來壓制台灣人民的民主力量與民族獨立的要求，乞求幫助國民黨復辟。他們賣力地幫助中國併吞台灣，以換取中共施捨私人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
這一群機會主義者那樣做的後效是，更加模糊了台灣民族與中國民族兩個民族之間的民族界線，延緩了建構台灣民族的動力。他們為了私利而那樣做，都只是充當蔣經國與國民黨延續統治台灣的工具! 也充當中國併吞台灣的工具!
但是絕不能因此從這種現象就推論說，刺殺蔣經國的事件必然導致出現台灣人機會主義者。
從近兩百年的世界史來看。在二十世紀世界殖民制度開始瓦解以前的歷史顯示，大部份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歐美日外來殖民者，如果要在殖民地獲得長久而穩固的統治，必然需要從被殖民者當中培養出一群具有管理國家必備的知識和現代科學知識的新階層。這一群被殖民者的新階層，有些人固然可能會變成機會主義者。然而，更加顯著的是，當帝國主義的殖民體制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蘇聯的衝擊而開始瓦解時，許許多多被殖民者的知識階層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與鼓舞，紛紛成就為被殖民者的解放事業與治理本民族新的獨立國家的傑出領導者。中國國民黨的外來政權，對比歐美日帝國主義的情況，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於，比起台灣人民與台灣社會，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的野蠻程度較高、文明發展程度較低，而且又是一個喪失殖民母國、敗逃來台灣、霸佔台灣的流亡政權。這樣的國民黨政權，不管有沒有發生刺殺蔣經國的事件，必然只能製造出一群平庸的政治菁英與一臉奴才相的機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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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在敘述1970年遇刺以後、到1987年解嚴之間的蔣經國時，曾一再強調，他被迫做了甚麼事!
為什麼我們多次強調「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被迫做了甚麼事」?! 這是針對晚近的一些評論而發的。這些評論者，或者不提蔣經國大半生是個獨裁者劊子手，或者雖然也提到他是一個獨裁者，卻都企圖美化他晚年那些其實是為了他個人、他的家人、他的黨與其政權的私利而被迫做出的改變，而說他的這些作為對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以及「台灣民主化」有一點貢獻。這些都只是平庸、學究式的、假客觀的評論!
那些所謂的「台灣化」以及「台灣民主化」並不是真正的「台灣化」與「台灣民主化」。只要看看從蔣經國的所謂改革，而中國國民黨卻仍然保留「中國」這個胎記，甚至他的後繼者直到今天沒有一個人敢於磨滅這個胎記，就不難證明，他和整個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所做的改變的局限與虛偽。
外來殖民者為了本身的利益而被迫在殖民地所樹立的一切，既不會主動地給當地的人民群眾帶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也不會根本地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當地人民所有，而且還決定於與之相對應的文化精神、意識形態、國家主權以及整個社會的上層結構的發展是否掌握在當地人民的手裡。
在我們看來，那些不是出於自覺改造社會的認識和意識，而是懷有私利動機的人，不管他們的所作所為的後果，與社會-歷史進步的內容在表面上看來有所交集，但是，在造成這些變革的時候，他們畢竟都只是偶然地、無意識地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蔣經國本身以及一群平庸的政治菁英與機會主義者，都只不過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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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這一篇序言只針對《紐約刺蔣─鄭自才回憶錄》而寫到這裡為止，那麼鄭自才也只是一位主謀槍擊獨裁者的刺客英雄而已。但是他不會僅僅滿足並沉湎於刺客英雄的榮光。屬於革命年代的他和我都不會在澎湃的歷史浪頭旁駐足旁觀。
5. 出獄後到歐洲投入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鄭自才從1970年4月24日刺蔣事件發生，到逃亡，到被引渡回美國，被判刑坐監，到假釋出獄，到1974年12月3日離開美國抵達瑞典，這一段歷史，在《紐約刺蔣─鄭自才回憶錄》裡已有詳細的敘述。他之後的人生則未寫入《回憶錄》裡。其中有一部份他和我都希望在此序言裡把它呈現出來。
「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對於這個新國家的社會型態，在1970年代前後台灣島內外革命派的行動者都有許多豐富而熱烈的想像。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派把當時的美國、日本和西歐的各種資本主義社會型態當作建立台灣新國家現成的榜樣。而社會主義者則有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型態的想像與目標。
當時第三世界的民族反帝運動、殖民地解放獨立運動，以及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已經獲得了資本主義政治民主(Bürgerlich- kapitalistische Demokratie) 的人民仍然要求更進步、更深廣的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非洲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歐美的反越戰運動、反資本帝國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等等，也深刻地激勵島外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那時的世界是革命的年代，使得熱血又富社會正義感的台灣知識份子普遍懷著革命的熱情，希望投身翻天覆地的革命，改變自己的國家，也改變世界!
這樣的社會-政治變革的進程造就了這樣一個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他們的特徵是，他們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為自由、民主、人權與社會進步而進行戰鬥。一些人用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追求成為全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堅強。
鄭自才回憶: 他到美國後不久，1963年他讀到一本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出版的「The Affluent Society」。他回憶: 『這本書給我非常大的震撼，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我所了解的美國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為什麼在富裕的社會裏有大量的貧窮人? 因為過去的黑奴制度，現在的種族歧視政策，使白人以外的族群失去平等的就業及受教育機會。一代一代悪性循環，窮人愈來愈窮，富人愈來愈富，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公平正義的偏差，使我傾向於支持並同情弱勢族群。我同情非洲裔美國人被歧視及被不公平的對待。』
他也想起:『在美國坐監服刑時我就意識到，台灣獨立之後也會有階級問題，會有左派、右派問題。所以我在美國坐監服刑時就選修哲學，專攻馬克思主義。即使幾年來備受磨難，我始終無法忘情社會主義對人道的終極關懷。以此為基礎，當我重返瑞典時，我建立起自己的台灣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社會主義是要使社會更公平、經濟更平等和政治更民主。並且為著要提高生產力，台灣革命後必須改變生產關係，使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並由工人來管理。』
這裡再重複前面的一個句子: 在鄭自才的觀念裡，作為特務頭子、獨裁者、劊子手的蔣經國是與充滿正義感的共產黨員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是互不相容的。
經由以上的回憶，鄭自才勾勒出自己如何在思想觀念方面發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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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自才到北歐瑞典定居後不久，就開始加入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關於這一部份我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裡就較詳細地記述過了。 (參閱: 張英哲: 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紙版原載於: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出版者):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2005年6月，頁145-202；另網路版載於: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2.html) 此處限於篇幅，只能簡要提述鄭自才和我們幾位在歐洲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並肩努力的歷史。
從1975年中到1977年中，鄭自才和我為了建立一個革命組織，並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始做準備的工作。
1977年8月張英哲離開巴黎後回到德國。此時他和鄭自才認為，台灣社會主義者在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過程裡，既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也要推展社會主義的運動。
那個年代，並且直到今天，台灣人民最艱鉅的歷史任務固然是民主革命、民族獨立與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然而，有一些人想得更多。這些人從人類的社會發展史的高度出發，認為，人類的發展永遠要求人性與社會進步，要求消滅人剝削人、消滅人奴役人的社會關係，消滅階級，消滅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追求所有人的普遍利益，要求個人的人格的全面發展，要求人要做為自己的主人、要求人要作為自由人，要求人作為人類而與自然界和諧共存，這些要求就是要求人類解放的世界觀。由此出發，他們思考更深刻、更長遠、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工程。這些人既是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就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剝削階級在爭取人類解放的鬥爭中，堅持各民族的平等與團結，以尋求合乎人性的共同利益與目標。
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從馬克思理論那裏獲得很多的啟發，他們的世界觀是: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社會進步的作用。它斬斷了形形色色束縛人身自由的封建羈絆，它大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它開拓了巨大的世界市場，它發展了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新世界。
但是資本主義是一種人剝削人的社會-經濟制度，它使廣大的被剝削者階級遭受奴役與屈辱。它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方式，它必然不能避免週期性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它無限制地剝削自然、毀壞自然與土地。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根絕的是，與它本身的文明形影不離的野蠻。 『資本來到世間，直到今天，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淌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主義內在的根本矛盾，已經變成為它本身繼續提昇社會進步與人的解放的桎梏。這個根本的矛盾存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生產關係裡：社會生產和社會生產力的社會性同生產成果/勞動產品的(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制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裡階級對立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地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對抗性矛盾與勞動異化，包含著非人性與壓迫。法國大革命所宣告的偉大目標－自由、平等、博愛，資本主義是絕沒有能力使這些目標更進一步實現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與人權，到了今天都已經變得太狹隘、甚至嚴重倒退了。
在社會主義者看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台灣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與不正義的根源不在於社會資源與勞動成果分配的不平等，而是根源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與僱傭勞動者階級兩者之間不平等的階級關係，即根源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本身。因而實質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也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消滅了階級的新社會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
有怎樣的社會生產關係，就有怎樣的社會分配關係。法權(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的水平。
消滅階級，這是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在關於平等的觀點上最根本的差異。
台灣社會主義者更進一步思考著，台灣人民在獨立建國的過程裡，如何改變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必須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社會關係與新的社會條件，以便使這個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實質平等的機會，充份而自由地發展他們的才能、天賦與人格。
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在於，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揚棄(Aufheben)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把主要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建立一個更高階段、沒有階級的新社會。這將是一個使人獲得更多自由、使更多數人獲得民主、並使人獲得實質平等、更符合人性的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將取代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資本主義舊社會。這個新社會，一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強調的，「將是這樣的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體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參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二節「無產者與共產黨人」的最後一段。) 【我們在此使用「揚棄(Aufheben)」這個概念，是黑格爾(G.W.F. Hegel)的辯証哲學的基本概念。這一概念不能被理解為：簡單的取消、毀滅、拋棄或歸於無；而應該被理解為：包括「轉化、否定、克服、提昇、保存和再發展」的整個連續過程；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形式來說是被克服，按內容來說是，合理的內核被保存。】
那時候，台灣社會主義者不僅說台灣獨立，說台灣民族民主革命，說台灣革命，而且也說馬克思主義，說社會主義運動。而現在二十一世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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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思考: 社會主義走向瓦解，資本主義奪得暫時的最終勝利:
到了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過七十年的競爭與冷戰，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瓦解，(中國已經變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粗鄙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奪得暫時的最終勝利，登上全球霸權的地位。資本主義暫時的最終勝利絕不表示，「人類的歷史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已經終結」，歷史不再發展，社會不再向上提升、不再進步。
資本主義暫時的最終勝利也絕不表示，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變得更多文明，更少野蠻，而是相反: 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趨勢更加不穩定、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資本更加集中、利潤率傾向下降、失業率長期攀高、國際間和一國之內貧富差距都日益擴大、社會階級間更不平等、階級矛盾衝突加劇、社會更不穩定、受薪階級的生存條件更為艱困－高工時低薪資、勞動者階級被壓迫被奴役更深重、弱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缺乏確定的前景、民主更加被財團掏空、資本主義變得更少民主更多威權、經濟犯罪更加猖獗、新納粹和極右派死灰復燃、世界更多戰爭危機、更多貧窮與飢餓、自然界被資本破壞更加厲害、人類的生存環境面臨的危機更加嚴重。
資本主義社會型態在當今，必須以嚴重破壞自然、嚴重犧牲勞動者階級的利益為代價(壓低工資)，才得以容納它本身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它做為現存的、舊的文明模式已經因為經濟、政治、社會與生態的危機而喪失其續存的歷史合理性，而新的文明模式、更符合人性的生產關係卻尚未誕生。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又如何思考社會型態的更替演化，如何思考社會主義和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呢?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言。)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堅信，只要壓迫與剝削存在，被壓迫被剝削者階級追求人做為自由人、追求消滅階級、追求平等、追求社會進步與人的解放的歷史運動就永遠不會終止。
資產階級要的是，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然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追求的是，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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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中期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我們台灣社會主義者在德國已經有了一個組織，組織的成員當時都使用化名。這些成員將來都要回台灣推展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在國外的時候都不能公開自己的組織身份，更不能公開從事政治活動。而鄭自才已經可以公開他自己的身份，因此他就可以做為這個台灣社會主義秘密組織的公開代表，可以公開在歐洲台灣人的社群裡宣傳社會主義的理念，爭取更多的台灣人加入推展社會主義的運動。而組織的秘密成員除了負責發行宣傳社會主義的刊物以外，也研究馬克思理論與台灣社會主義革命，並且也秘密地拓展組織。
做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認識到:
沒有革命的人民，就沒有革命的社會條件。沒有革命的社會條件，就不可能產生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堅強的革命政黨，就沒有持續的革命運動。沒有革命運動，就不可能檢驗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也不可能豐富並發展革命的理論內容。沒有革命理論，沒有革命的政黨，要想領導革命的人民走向成功的道路是絕無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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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台灣國內民主運動的形勢開始快速高漲的時候，台灣社會主義者也必須更積極地參與這個運動。為此，鄭自才在1977年秋天去到「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的論壇裡宣揚社會主義的理念與目標。1978年秋天我們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成立「台灣民族解放革命同盟」，島內外的形勢使我們仍然必須保持組織的秘密性，對外則以「台灣前進會」的名稱進行活動。
為了廣泛而有系統地向台灣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我們需要適當的文字材料。然而當時整個漢文世界卻缺少現成的適當的文字材料。為此我們必須靠自己來發行一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刊物，並籌劃撰寫一本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
我們把刊物命名為「台灣前進」，於1979年10月開始出版。就在預定出刊第2期的前夕，1979年12月10日國內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這不是偶發的警民衝突，而是國民黨政權預謀製造的暴力衝突，以便藉此再以血腥的手段鎮壓台灣人民的民主要求。隨之而來的大逮捕、大迫害和恐怖統治，使台灣非武力的民主運動又遭遇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台灣人民暫時被打敗了，我們就只有從頭再做起。偉大的民族，無論從哪一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經歷的失敗、或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速。
第2期的「台灣前進」於1979年底出刊以後，「台灣前進會」的幾位成員做為共同的作者開始加緊撰寫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這一本書兩年後於1981年底完成，於1982年初以鄭自才作為發行人公開發行，書名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這本書還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當中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寫的，而是要寫給想認識馬克思主義青年們，以及決心為社會主義運動、為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奉獻的先鋒戰士。
台灣島內從1981年底開始，暫時被打敗的台灣民主運動開始迅速地恢復元氣，而國民黨政權則逐漸無力應付洶湧澎湃的人民運動與民主勢力的攻勢。終於，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了。1987年7月14日獨裁者劊子手蔣經國和他的政權才被迫宣佈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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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進會」的同志們在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一書的工作後，有人必須開創生存的事業，有人必須完成學業，有人必須準備回台灣定居工作。
鄭自才於1983年從瑞典移居加拿大。1991年元月他進入台灣，卻被強行遣送出境。同年6月他偷渡回台，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遭判刑一年，1992年11月入獄，1993年出獄。在那段時期他先後加入民進黨和建國黨。1992年他參加228紀念碑國際設計競圖，獲得首獎。
鄭自才在民進黨和建國黨裡闖蕩幾年後似乎發現，他沒有天份參與台灣現實的政黨政治活動。於是他回到建築、景觀設計與藝術創作的領域。在這裡他素樸地發現到文化-精神生活對社會-政治改造的新意義。
6. 人的社會實踐的合一目的－文化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第三世界許多的民族反帝反殖民的獨立建國運動，曾經深深地感動並鼓舞了當代許多台灣人的反中華民國運動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台灣自由民主派和台灣社會主義者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台灣解嚴以前)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建立台灣共和國，甚至要以武力革命推翻中華民國。
鄭自才的經驗是那個時代台灣熱血青年的例子。他回憶:
『當年我們決定要刺蔣，時空背景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係。越南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越南人為了國家統一、獨立，犧牲這麼大；還有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對抗、北愛爾蘭人為了脫離英國而戰。那時候報紙每天都有這類事件死傷的報導，讓我有一種感受，認為其他國家的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不惜犧牲生命的勇氣比我們高出了幾百倍，我們這樣的犧牲算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才會認為，不論犧牲或是後果如何，這都是我應該做的事。』
當時第三世界的獨立建國運動，既是反帝國主義、反外來殖民統治的民族革命、也是民主革命。而台灣建國運動本質上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然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民族的內容與面貌已經因為中華民族長期的壓迫而受到嚴重的扭曲與傷害。
在1987年台灣解嚴以後，特別是在2000年和2004年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經由選舉兩次奪取中華民國的國家機器以後，許多台灣人民建立台灣國的目標雖然不變，但是(要以武力革命)建國的社會-歷史條件卻已經發生變化了。這些變化使得武力革命，或者變成不需要，或者，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變得不容易。武力革命為什麼變得不容易? 當武力革命變得不容易時，台灣人民如何推翻中華民國? 如何建立台灣國? 透過公投嗎? 指望(責望)執政者或立法院制定新憲法、改國號嗎?
對這幾個台灣的民族民主問題，我們想從近代世界社會-政治的發展與變化的高度來思考。社會-政治的變革有兩大力量: 革命與反革命、左派與右派。把追求更多數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追求性別平等、人與自然的和諧永續、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社會進步等等的力量稱為革命、左派，而把反對這種力量的力量稱為保守派、右派、反革命。然而，並不是所有改變社會-政治現狀的變革都可被視為革命或左派運動。例如，德國的法西斯納粹藉選舉制度使威瑪共和國消失，建立獨裁帝國，這就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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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經由內戰、以武力革命推翻舊的、阻礙社會進步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機器)的模式，為什麼到了20-21世紀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變得不容易? 這個現象、這個問題不是只出現在今日的台灣，而是將近100年前就開始出現在歐洲。今年是2017年，算來正好一百年前，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那時就一些客觀的形勢看來，許多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俄國的十月革命將普遍引燃歐洲各國工人階級革命的火花。然而此後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在工業資本主義相對比較發達的歐洲，卻沒有接續出現較長期續存的工人階級革命。為什麼?
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東方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工業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西方/歐洲)國家裡，或沒出現、或失敗，這個現象促使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想探討它的原因。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 Gramsci, 1891-1937)在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監獄裡(1929-1935年間)的研究雖不完整，卻最有啟發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也有非常卓越的貢獻。他的作品則必須到1990年代以後才漸漸地以義大利文以外的世界主要語文被廣為傳播。
【 說明: 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貢獻的論述散見於他的著作，特別是他在1929-1935年間在監獄裡以日記、筆記、註解或片段的形式撰寫的作品。為了通過法西斯嚴密監控的書信檢查，葛蘭西必須以語言密碼、代語、以”奴隸般”的語文寫作；例如以「實踐的哲學」代替「馬克思主義」。更因此他的作品不能一貫、完整。所以今天的研究者在研究葛蘭西的這些作品時，也必須認真用心，才能夠把他的語文”解碼”、詮釋。這些作品在近代被出版為「獄中扎記/ Quaderni del carcere/ Prison
Notebooks/ Gefängnishefte 」。限於篇幅，這裡僅簡單敘述他的理論對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比較有關的部分。 詳細請參閱: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2015/08/blog-post.html。
葛蘭西的一個概念，義大利文是Società Civile，英文譯為Civil Society，而這個英文在台灣廣泛被譯為「公民社會」。我們必須強調，台灣廣泛使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自由主義者的用語概念，他們的論述內容本質上與葛蘭西的società civile並不相同。葛蘭西的società
civile指的是支配階級的統治領域。它不僅包括「有形的組織機構」，而且還包括無形的元素－制度、觀念、價值、意識、意識形態、風俗習慣等等。它們其實是指「社會-文化領域」。
此外，為了與自由主義者的用語作區別，我們有時就直接使用義大利文的用語Società
Civile，或把它譯為「公民領域」或「社會-文化領域」。葛蘭西的società
civile這個概念也曾困擾德國的葛蘭西研究。在1990年代以前它被譯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之後迄今已較多譯為Zivilgesellschaft。 此外，把Egemonia/ Hegemony無差別地直譯為「霸權」也常不恰當。因此，除了譯為「霸權」以外，我們有時就因應前後文而把它譯為「主導」、「領導」、「統御」或「統治」。】
葛蘭西的研究得出:
在東方(例如俄國)，國家機器幾乎就是社會上層結構的全部，集行政、司法、立法於一身。在那裏武力革命只要推翻這樣的國家，之後就可以建立新國家。不同於(東方)俄國，在工業較發達的(西方/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裡，在經濟基礎與上層結構之間，在國家機器(società politica)之外，已經發展出一個發達的、相對自主的中間領域，這就是「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這個中間領域不僅包括具體有形的組織機構，而且包含許多無形的元素和現象－學校、大學、教育機構、大眾傳播工具、社會輿論、圖書館、博物館、慈善機構、私或半私的設施、街道名稱、武器命名、雕像、紀念碑、公會、工會、工人貴族、農漁會、制度、哲學、世界觀、價值、文學、藝術、精神、文化、道德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宗教、意識、意識形態、法律不能懲罰也不能刻責義務的活動等等。它們是一個「社會-文化的領域」；這個相對自主的領域與經濟基礎和國家機器互相滲透、互相作用、互相掩護、互相支援。
這個「社會-文化的領域」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這個領域是知識份子的舞台。
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就是用強制的暴力(司法、監獄、軍隊、警察、特務)武裝的領導統治機器(Egemonia/ Hegemony/直譯:
霸權)。國家機器既是社會支配階級(資產階級)的守護者與政治統治者，也是被社會支配階級(資產階級)推向前線的防禦戰壕。當資本主義社會陷入(經濟)危機時，就會常引發武力革命，指向國家。當國家機器受到武力攻擊而陷入搖擺不定的危機時，這個中間領域(società civile)就會展現為強壯的要塞堡壘，就會變成為國家機器的防禦保護者，抵擋武力革命的攻擊。
葛蘭西藉此解釋，在工業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歐洲，在1920年代沒有接續出現較長期成功的工人階級革命的原因。
每一個現代的社會階級，從社會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領域，歷史地產生的階級，若要上升成為社會的支配階級，他們就要培養出自己的知識份子階層。葛蘭西把這些知識份子稱為「intellettuale organico」(英譯:「organic intellectual」，漢譯為「有機的知識份子」)。對愛智的台灣讀者我們想做一些說明。首先請把對「有機的知識份子」的「有機」跟「有機食品、有機肥料、有機化學」等等的「有機」的想像脫離。葛蘭西用語的義大利文「organico」的字源是拉丁文「organum」或希臘文「organon」，這兩個字源有「輔助工具」的意義，又指整個人體或生物的整個生命體的部分器官，例如胃、心臟；(英文: organ)。這些器官本身既有獨立的功能，卻又需要與整個生命體相互連結、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有機的知識份子」的「有機」就從這層關係來了解、來想像。「有機」的意義，有如生命體的器官對生命體的續存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對維持生命體具有特定的功能。「有機的知識份子」對支配階級的統治與續存的關係就類似器官對生命體的關係。
歐洲哲學史上一直都有哲學家會使用這些概念來比喻或解析人類的社會-政治現象。葛蘭西把這些由社會支配階級培育出來的知識份子，在「公民領域」、在「社會-文化的領域」裡，為支配階級的社會-文化領導與穩定統治 (即「Egemonia culturale/ Cultural hegemony/直譯: 文化霸權」) 而效勞，並執行各種職能的知識份子稱為「有機的知識份子」。
「有機的知識份子」的任務在於，研究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個人的分散的實際利益，研究其內在聯繫，並加以綜合和系統化，使之成為該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生活思想、行為準則，道德和法的規範等等，並且不僅要在社會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領域，而且也要在精神、政治、社會、意識、意識形態、道德和法等等的領域，賦給該階級予均質的意識，以便使這些意識能夠被統治階級的群眾接受而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以幫助支配階級領導與統御一個社會(dominio e direzione = hegemony)。
葛蘭西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思考能力，所以都是知識份子；但是，並非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擔當「有機的知識份子」的職能。
資產階級做為社會的支配階級，或者透過國家機器，或者直接在「公民領域」裡培養「有機的知識份子」階層，把資產階級的哲學、世界觀、價值、法、精神、道德觀、意識、意識形態等等，進行製造加工，使社會的被支配階級(勞動者階級)把它們當做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價值、道德觀、意識、意識形態等等，也就是對之產生共識。只要資產階級的哲學、世界觀、價值、法、精神、道德觀、意識形態能夠獲得被支配階級的共識，資產階級就能夠取得精神與道德的、即文化的統御與領導的地位，國家就不需要經常使用強制的暴力。葛蘭西把這個現象稱為「文化的領導與統御Egemonia culturale/ Cultural hegemony」。【「Egemonia/
Hegemony」是葛蘭西理論的重要概念。但是，我們認為，把「Egemonia culturale/ Cultural hegemony」這個現象無差別地直接漢譯為「文化霸權」並不恰當。】
葛蘭西不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更是一位實踐的政治家、實踐的哲學家，他不會在理論的園地停下腳步。他最關心的是，勞動者階級與農民的解放，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階級革命就是勞動者階級要取代資產階級，並且上升為領導的社會階級。當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來抵擋勞動者階級的武力革命，使得武力革命變得不容易時，勞動者階級如何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呢?
為此葛蘭西認為: 力圖取代舊的支配地位的新階級，在建立新社會的過程中，須要進入現存的「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即「社會-文化的領域」與支配階級做文化的鬥爭。新階級須要先建立本階級在社會裡的領導地位。新階級也須要先栽培自己的「有機的知識份子」。他們應該思考，要在什麼時期，要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進行改造現存的社會關係。他們必須在平時就要在社會-文化的領域致力於提升本階級的「文化的領導」。為了取得「文化的領導」而進行的文化改造與文化革命，目的就是為了改變被支配者階級群眾的舊意識，就是要在被支配階級的群眾裡建立新的社會意識與新的世界觀。
葛蘭西在法西斯政權的監獄裡，在健康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在短短的幾年內片段地寫出的「獄中扎記」所包含的思想，不可能建構成為一貫而完整的理論。然而他的思想並沒有隨著孤寂淒涼的葬禮一同埋葬。【葛蘭西被關死在監獄外。1937年4月21日他才獲得自由。六天後，1937年4月27日他就因腦溢血而與世長辭，時年47歲。在隔天的葬禮上參加者只有他的兄哥和兄嫂兩個親人。】他的思想包含豐富的啟發性，貢獻著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從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一開始到現代，他的思想漸漸地在世界的範圍廣泛地影響了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和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者。
葛蘭西是一位政治理論家，更是一位實踐的政治家，是一位戰士。他經歷了和其他偉大的意大利兒女一樣的命運，和Giodando Bruno、Galileo Galilei、Tomaso Campanella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物一樣，他們遭受深重的苦難和犧牲，因為他們在人類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社會的道路上，堅定地站在追求人性與社會進步的陣營，反對壓迫與剝削的社會關係，而遭受深重的迫害。葛蘭西來自意大利的工人階級運動。他將繼續活在追求社會進步的人們的心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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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葛蘭西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我們自己的處境與困境，也幫助我們思考克服困境的方向。
台灣是一個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中華民國是個這個社會的國家機器。台灣的社會支配階級是台灣資產階級與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的權貴資產階級聯合組成的階級集團。這個資產階級聯合集團在台灣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相應的上層建築。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性，台灣的特殊性另外在於，中國民族對台灣人民的霸權統治與壓迫。
參閱前述葛蘭西的理論，簡單舉例: 蔣介石父子在長期獨裁統治的時代，用國家暴力在台灣發展出一個全面而深刻中國化的「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把中國語文做為絕對優勢的語文，壓迫甚至要消滅其他族群的語言文化；把全台灣許多地名改為中國地名，把台北市的街道全面以中國地名命名，把中正之名和他的雕像強放到全台灣的大小城鄉市鎮、街道、校園、公園和公共廣場。中國民族對台灣人民的霸權統治與壓迫還不只如此。蔣介石的紀念館(中正紀念堂)迄今仍然屹立不搖地佔據台灣首都的精華土地，它不是白色大理石的觀光建物，它正是葛蘭西筆下的「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的元素。它的存在，每一分一秒都是對台灣人民與台灣民族民主力量的示威、挑釁和嘲笑。
以上的例子同時說明，台灣自由主義者盛行使用的術語「公民社會」與葛蘭西筆下的「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內容和本質上多麼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把後者譯為「公民社會」的原因。
中華民國既是做為台灣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也是做為(包括在台灣與在中國的)中華民族壓迫台灣民族的國家機器。
台灣的「公民領域」的功能是雙重的: 既是資產階級、也是中華民族在「社會-文化的領域」運作的霸權統治與壓迫。除了國家暴力以外，這個「公民領域」也是阻擋台灣人民武力革命的要塞堡壘。
台灣廣大的受薪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面臨雙重的壓迫－民族的壓迫與階級的壓迫。在當今世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強固居於霸權地位的時代，在世界反階級剝削與壓迫的運動處於守勢的時代，台灣社會主義者必須把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與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當做比階級解放更為迫切的任務。
台灣的民族革命與獨立建國運動可以從前述葛蘭西的階級革命理論和實踐那裡得到啟發。
台灣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消除中華民族對台灣民族的壓迫，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的台灣國。力圖取代中華民族霸權統治的台灣民族須要在現存的社會裡發展並鞏固本民族的領導地位。我們的台灣民族革命運動要進入台灣現存的「公民領域 (Società civile/
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即「社會-文化的領域」，要一方面與中華民族進行文化鬥爭，另一方面要促進台灣人民形塑為一個獨立的台灣民族。為此，我們須要栽培自己的「有機的知識份子」。台灣民族革命運動應該認真思考，如何進行改造現存的社會-政治統治關係。我們必須隨時在「社會-文化的領域」致力於提升本民族獨立建國的民族意識，提升本民族的「文化領導」。為了取得「文化的領導」而進行的文化改造與文化革命，就是為了改變被統治的人民群眾的舊意識，就是要在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裡建立新的社會-文化意識、新的民族意識與新的世界觀。
民進黨兩次取得中央執政權，但這絕不表示，台灣民族已經取得了民族自主與領導的地位。只要檢視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近70年獨裁與霸權統治，再加上當今中國對台灣的野蠻威脅所造成的影響與效應，就不難看出中華民族對台灣民族的壓迫有多麼嚴重與深遠。
回顧陳水扁在他(2000～2008年)執政時敢於強烈表達台灣民族獨立自主的意志與願望，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並付之行動，舉行「台灣加入聯合國全民公投」，就遭受美國、中國和國民黨政權聯合的政治迫害，致使身心遭受巨創 ，那麼我們就必須了解，我們台灣人民所面臨的內外處境有多麼嚴苛。陳水扁受到國內國外的政治迫害，他是一個台灣民族在艱困尋求解放的路途上的殉道者。
現在，力圖上升為民族的台灣人民、體質虛弱的台灣資產階級(台灣勞動者階級與農民更虛弱)、美國資本帝國的霸權以及中國民族的霸權等幾股主要勢力之間的矛盾、衝突與鬥爭，造就了一批小心翼翼、謹小慎微、飄忽游移的民進黨菁英，這個黨又撿拾幾位國民黨舊政權的殘餘人物，混搭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央執政團隊。如果再加上同時代的首都市長，那麼將來只有非常優秀的史家才有能力把這些現象做深刻地解析，並得到結論: 台灣國內與國際的的政治經濟鬥爭、民族鬥爭、文化鬥爭與階級鬥爭怎樣於2014年開始在台灣造成特殊的條件和局勢，使得一群或平庸、或滑稽可笑的人物得以扮演英雌/英雄的角色。而這也是台灣民族運動尚未培育出足夠優秀的「有機知識份子」階層的結果。
有人說，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制度的人就是承認中華民國。也有人說，參與中華民國的選舉制度的人就必須承認中華民國，就不能否定中華民國，就不能主張台獨。但是，既然這個制度把反對、甚至否定中華民國的(選舉與公投的)手段都交到我們的手中，那麼，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承認現存的中華民國，也不必然就要承諾，不去否定中華民國。台灣民族要推翻的，不只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機器，而且還要推翻中國民族對台灣民族的壓迫與統治。
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和獨立建國運動不僅是一個改國號、換國旗、制訂新憲法、宣佈獨立等的政治與法律的程序；它同時更是一個社會運動，是一場這樣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工程，目的在於把「社會和人」兩者都進行改造為新的社會以及新的人，這是一場艱鉅的文化革命。
教育不是從外、從上灌輸。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過程裡同時改造自己，她/他們就是自己的教育家。改造社會和改造人們本身，這兩種活動的合一，應該被看做是人的社會實踐的合一目的。
人，如果不能夠在改造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那麼，她/他就不能拋棄那些從舊社會所帶來的一切陳舊骯髒的東西。新的人，才是新社會的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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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自才從政治回到藝術創作的領域。在這裡他素樸地感覺到藝術對社會-文化改造的意義。
年輕時他執劍擊刺獨裁者。現在他握起筆，在文化的領域耕耘。他揹著畫架，帶著畫筆，攀登山峰，走進村莊，遠眺海洋，他畫下台灣。他的畫根植台灣的土地，他的畫與人民為伍。台灣人民要獨立自主，要建立新國家，要上升為一個民族，需要在社會-文化的領域爭得領導的地位。鄭自才的藝術創作已經為形塑台灣民族的社會工程做出文化革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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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稿: 2017/9/28
修訂: 2018/1/10
張英哲
醫師, 實踐的哲學家, 社會-政治理論家和運動者,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台灣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
德國瑪堡大學(Universität Marburg)哲學碩士
德國瑪堡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
主要的研究領域：實踐的哲學, 政治經濟學, 國家理論, 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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