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3

張英哲: 「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一文寫作的背景和目的

張英哲

「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一文寫作的背景和目的



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以自身失去自由和失去生命為代價,為台灣的歷史留下一點遺產。這些歷史遺產不僅要贈送給「自許為民主的人士」和台灣人民的子孫予歷史知識,更要讓子孫們以及「自許為民主的人士」增進歷史智慧,以歷史智慧來認識並判斷當今的、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政治現象,並以歷史智慧來思考台灣的現在與將來、世世代代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人權與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

在台灣當前的時空條件裡,社會-政治的選擇,絕不是所謂的綠藍兩種顏色或兩個政黨的惡鬥,而是兩股社會勢力的鬥爭: 自由自主與集權、主人與奴隸、民主與反民主、人權與反人權、台灣民族獨立與反台灣民族獨立(併吞台灣)、台灣主體與中國霸權、台灣主權與出賣台灣、反獨裁與獨裁、人本主義與野蠻殘暴、社會上升與社會沉淪。總括: 這是一場社會-歷史進步與社會-歷史反動(Social-Historical Progress vs Social-Historical Reaction)兩股力量的社會-歷史性的鬥爭。

具備歷史智慧以民主自許的人士,負有使命,為社會-歷史的進步,來提升人民的民主力量,向歷史反動戰鬥永不懈怠!!


2011年的年初到三月中我寫了一篇「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半年後文章首先刊登在「台灣史料研究」第37(實際出版日期是20119),頁139143這篇文章隨後也被轉載於: NewTalk-「開講無疆界」(2011/10/11)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3940

在此預先強調: 作者不只在說歷史,更要說現在與將來所以,「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一文不是我寫作的唯一目的和終點,而是接續下來的幾篇文章的起點。
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寫出這篇文章? 又文章的標題為什麼著重「自許為民主的人士」? 對這兩個問題我想稍做說明。

2005年我看到一份值得注意的台灣白色恐怖時代(1955)的文件,它在檔案管理局裡的國家檔案系統流水號是000-500-623整疊文件20。其中有一份兩頁的文件是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羣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共同簽呈蔣介石的文件這份文件流通不廣,也不太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在這一份文件裡載有七位、包括幾位台大學生以及相關人士失去自由或失去生命的過程的部分歷史性資料;正是這些資料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2005年之後我注意到,在媒體上偶爾就會出現孫立人將軍的名字。有人提到他的戰績;有人認為,戰績彪炳的孫立人將軍在1950年代無辜被獨裁者蔣介石軟禁近年來有一些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或者同情孫立人被蔣介石軟禁的冤屈,或者以孫立人案來突顯蔣介石父子和國民黨政權施行白色恐怖統治的獨裁與殘暴,或者以孫立人案批評馬英九總統對待孫立人案的冷漠無心。這些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把孫立人視同為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受難者,並且要為他申冤平反

以上的雙重背景促使我想探究,孫立人在蔣介石父子白色恐怖時代的角色。首先我只大略注意到孫立人另一尚未人知的面貌-他以一位軍人的身份強烈地介入軍司法。不過在今年(2011)以前我一直沒有積極進一步研究並把它整理出來。

2011年的年初,在一個星期內台灣先後發生兩件事,這才促使我提前寫了「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一文。這兩件事是什麼?

第一件事: 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黃國書竟然是設立「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的推動者,並且也就在同一時間發生另一件事(第二件事):以前空軍作戰司令陳肇敏將軍為首的一群政府高官涉嫌濫權追訴、蓄意謀殺士兵江國慶事件。當我看到這一件國家暴力蓄意謀殺人民的時候,我就更加認為,我必須早一點藉孫立人將軍寫出一篇文章,把國民黨政權前後一貫直到今天的共犯結構的罪行揭發出來,以便能夠早一點讓一些「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更知道國民黨和國民黨政權的罪行結構、罪行的基因、罪行的本質、罪行的表現(張英哲:國民黨政權的罪行與民主台灣的抉擇,201112月;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4672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4782)

我的文章的標題裡「自許為民主的人士」不是針對民進黨員,而是指所有「自許為自由、民主、人權和社會進步而奮鬥的人士」。而我之所以著重「自許為民主的人士」,因為,在現代的社會裡影響社會-政治(Social-Politic)和社會-經濟(Social-Economic)發展的,有兩股很重要的力量(它們有時候會轉變成為兩股主要的力量): 一是反動反民主的力量,要使社會倒退為威權專制獨裁統治和向下沉淪的力量;另一是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進步的力量,要使社會向上提昇的力量。為了避免誤解,這裡必須強調,這種劃分,劃出兩股力量,不是以政黨的名稱或政黨的政見政策做判準、做劃分,而是以永遠在變動、永遠在發展的人類社會-歷史為出發點,所看出的人類社會-歷史的走向,以及人們所追求的長遠目標和實際的結果。

當然,在這兩股力量以外可能還有諸多次要的力量。但是,這些次要的力量往往以單一訴求或幾項理想為考量;例如宗教、環保訴求、種族主義、女性主義。他們有時候也能夠在兩股(主要的)力量以外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甚至發展成為主要的力量 或向下的反動力量,或向上的民主力量。

此外,在現代式的政治選舉裡還有一群自以為具有舉足輕重的所謂中間選民。然而,這一群選民歸根究底並不是一股持有穩定原則的力量。但是,當兩股重要力量勢均力敵的時候,他們的選擇有時候卻也能夠影響兩股主要力量的輸贏。不管這些中間選民在某些時刻如何偶然地扮演所謂關鍵性的角色,他們畢竟缺少深刻的歷史感、歷史意識和社會政治意識,他們在大多時候只是充當歷史不自覺的工具

在台灣當前的時空條件裡,社會-政治的選擇,絕不是所謂的綠藍兩種顏色或兩個政黨的惡鬥,而是兩股社會勢力的鬥爭: 自由自主與集權、主人與奴隸、民主與反民主、人權與反人權、台灣民族獨立與反台灣民族獨立(併吞台灣)、台灣主體與中國霸權、台灣主權與出賣台灣、反獨裁與獨裁、人本主義與野蠻殘暴、社會上升與社會沉淪。總括: 這是一場社會-歷史進步與社會-歷史反動(Social-Historical Progress vs Social-Historical Reaction)兩股力量的社會-歷史性的鬥爭。

具備歷史智慧以民主自許的人士,負有使命,為社會-歷史的進步,來提升人民的民主力量,向歷史反動戰鬥永不懈怠!!

而我的文章首先是要給「自許為民主、為社會進步而奮鬥的人士」看的,因為我對這些人士有期待,期待這些人士更加致力於成為領導社會向上提昇的力量。我期望這些人士在看待社會-政治的問題時,應該要特別注意歷史的事實和社會現象的本質(Essence),不要把社會現象的外在形式(Form)或表現形式(Erscheinungs-Form)直接拿來當做制訂實踐的原則。例如,有一些民主人士,只因為孫立人,從形式上看來,和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受難者一樣,遭遇獨裁者蔣介石父子軟禁,就以為他(孫立人)也是無辜的受害者,甚至相信他也是一位民主派的軍人。因此,這些民主人士為了要突顯蔣介石父子的獨裁,或為了批評馬英九總統對待孫立人的冷漠無心,就也要為孫立人申冤,甚至要為他設立紀念館。

我的文章就是要以歷史文件証明,孫立人除了是一位戰績彪炳的軍人以外,他事實上還是一位怎樣的人物。我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 『孫立人的 冤屈,事實上只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共犯結構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接著,我的文章要藉此提醒「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思考,孫立人是否值得他們為他申冤平反,甚至為他推動設立紀念館

我的文章總的說,是要以現代陳肇敏一夥人嗜血殘暴的作為來闡釋孫立人並以孫立人的事跡來幫助現代人補充認識國民黨政權前後一貫嗜血殘暴的共犯結構的歷史所以我的文章一開頭就點出: 『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曾說,所有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二次出現者負有使命,要來幫助當代的人們重新檢視那個第一次出現者的亡靈。』在這一段文字裡,「有一位德國的哲學家,」就是黑格爾;而點出「他忘記補充一點:…..」的人,就是文章的作者張英哲

而我在文章裡面沒有說出來、而要借這裡補充的是: 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以自身失去自由和失去生命為代價,為台灣的歷史留下一點遺產。這些歷史遺產不僅要贈送給「自許為民主的人士」和台灣人民的子孫予歷史知識,更要讓子孫們以及「自許為民主的人士」增進歷史智慧,以歷史智慧來認識並判斷當今的、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政治現象,並歷史智慧來思考台灣的現在與將來、世世代代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人權與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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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 2012-9-19
最近修訂: 2015/12/21


2014/07/05

張英哲- 第15章- 後語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

張英哲:  第15章- 後語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 
    原載於: 張英哲: 19702000年歐洲台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 *,  第15
      全文的電子檔載於「英哲部落/Ingtek-Blog: 改變世界」。網址:


第15章  後語 謹以這篇文章獻給

自從20034月答應接下撰寫這篇文章的工作以來,我用盡了我為生存而耗費的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可支配時間,並且以科學家的嚴謹態度、以哲學家抽象而深刻的思維、以譜寫史詩般的筆調、以革命者的熱情埋首寫作。

半年後當我在10月底完成這件工作時,我才有時間和感覺來追尋,我內心這種驅動力從何處而來?漸漸地,一幕我直到現在都尚未將之以文字呈現出來的歷史與記憶浮現腦海。這一幕歷史與記憶不是本文所要敘述的直接對象,然而歷史與記憶裡的人物卻是默默地支持我完成眼前這一篇文章的巨大力量。篇幅和時間也不容許我在這裡詳細地說出這一幕歷史和它的意義,這是另一件有待我去完成的工作;在此容我把這一段後記當做將來的工作的楔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的前一年,1944年我出生在嘉義朴子。1947年二二八革命爆發時,我兩歲半。到了1950年,我對1950年前後發生的一些事多少已經開始有了記憶。而戰後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社會政治史是一些專業和業餘的台灣史工作者,以及倖存的政治受難者陸續重建出來的。至於從19501956年六年之間以及之後我家族的一些遭遇的大略過程,則是我的姐姐們後來加以整理出來的。[71] 1956年開始我自己已經能夠、而且必須面對歷史,必須記憶歷史
1956年我十二歲。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從國民小學六年級畢業;秋天,我升學進入初級中學一年級。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自己能夠、而且也就必須以一個十二歲的初級中學一年級的學生,開始注視自身周圍所發生的事,並且就人的心智成長的年齡而言,提早開始認識一段具有世界史普遍意義的台灣政治史和中國政治史-被壓迫的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反抗專制政權的血腥殘暴的統治的解放鬥爭的歷史。當然,做為一個中學生我當時是不可能深刻地瞭解這一段歷史的意義的。

1950年,即194946因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學生運動而發生的四六事件/四六學潮後的隔年。就在1950年的5月,我的二哥張璧坤因政治原因被國民黨政權通緝而開始逃亡,那時他是台灣大學經濟系四年級生台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副會長。同年61日我的三哥張碧江在家中被逮捕,那時他擔任小學教師,他所涉的案件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案」;他被判有期徒刑12年,卻先後被繫獄在綠島和小琉球138個月。張璧坤在逃亡3-4年後於195428被逮捕。隔日我的父親張其德也被逮捕,被控告資助兒子逃亡。張璧坤所涉案件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他在1954824被判死刑,於1956926被槍決。我的父親被判有期徒刑10年,也足足服刑10年,於196428刑滿出獄,回家那一年他已經68歲。張璧坤逃亡期間還連累我的大姐夫呂錫彬以及許多識與不識的親友鄉人,這些人也都在被拷刑後繫獄多年。[72]

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的相關判決書裡載有李登輝的名字。近年來許多相關的研究推測,這位李登輝應是前總統李登輝。關於李登輝以及1950年代的這一段歷史,曾建元撰文指出:『我們從未聽過李登輝公開、正面地談論他的這段過去,反而...不斷地否認、反駁那些倖存同志的證言。(…..)。我期望李登輝能運用群策會的力量,召開研討會,好好地來評價這段幾乎被恐共思維湮沒的歷史(.....)我更期待陳水扁總統(…..)成立白色恐怖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那些)為追求台灣自由解放而犧牲受難的(左翼青年)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省人。(.....)他們用行動証明了人世間的博愛情操,為台灣人留下了人格的典型。[73]

一個家族,同時出現五個政治犯,二哥被處死,另外四個人(我的父親、三哥大姐夫和一位表哥)的刑期總共超過32年。一切可以想像的、當代政治犯的家庭所遭遇到的苦難,也都在這個家可以經驗得到。在那段腥風血雨、最困頓的時代,我家裡沒有一個成年的男人,一切物質和精神的苦難全由我的母親吳枝和幾位姐姐們承擔。我們一家終究沒有被擊垮,幾位堅強的女性的形像時常會巍然地出現在我眼前。只是,我的父母親不知道,我這一個在1972年底的一個冬天的深夜離開家而去德國的兒子,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回家,直到他們先後於1984年和1990年闔眼長眠時,就再也沒看到這個兒子一面。

謹以這篇文章感念、紀念、敬獻給…..

張其德和吳枝夫妻  
張其德作為一個政治受難者在服刑期間於1957年被派遣到台中后里做外役建蓋房舍  
吳枝從嘉義朴子去后里探望他  兩人在后里的一棟建築前合照

 1940年代初的高中生張璧坤

張碧江1960年在火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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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稿完成:2003/11/01.凌晨
最近修改補充:2014/3/27(7)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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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本文是應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邀請、而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於2003129-11日主辦的「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研討會」而寫的。由於這個機緣才促使我完成這件工作。謹向吳樹民醫師與張炎憲教授的鼓舞,以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秘書曾秋美小姐和她的團隊的多方幫助,表達感謝。
在撰寫本文的過程裡,張宗鼎、鄭自才、蔡文亮、徐雄彪、李玫、我的牽手林玉以及幾位同志、朋友,給我許多建議和鼓勵,幫我收集和整理資料,我也一併致謝。
全文原載於: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出版者): 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第一版第一刷,台北20056月,頁145-202
現在(2014年)這一篇是對2003年在研討會上提出的版本稍做補充的新版本。

[71] 張白鶴、張緞(張瑛玨)姊妹訪問紀錄,載於: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者):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三輯,台北1999,第二輯,頁625-6412)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二冊,台北1999,上冊,頁314-322

[72] 參閱:中華民國國防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家安全局等,對相關人物及各個案件之判決書、機密文件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案」,載於: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二輯,台北1991,第一輯,頁186-190;第二輯,頁93-105

張碧江受訪記錄,載於: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1995,頁345-354
張白鶴、張緞(張瑛玨)姊妹訪問紀錄,載於: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者):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三輯,台北1999,第二輯,頁625-6412)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二冊,台北1999,上冊,頁314-322

『臺灣歷史辭典』條目:「四六事件」與「臺大法學院支部案」,載於: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第三版一刷,台北2005.1.20., 2391039

[73] 曾建元:曾群芳同志的故事,連載於:台灣日報,2004.12.30.2005.1.07.,頁17,引述文分載於200515,6日和7日;在引述文裡括弧內的文字和下畫線是本文作者所加。
 
 另外,曾建元的一篇研究指出:「台大法學院支部」在1949年當時的台大校園裡的活動力是相當活躍的。「台大法學院支部」在書記葉城松和張璧坤(分別於194910月和19505月-張英哲增補)相繼逃亡後,台大的學生運動才沈寂下去。參閱:曾建元:台大校史的補白-戰後台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載於: http://www.wufi.org.tw/%E5%8F%B0%E5%A4%A7%E5%8F%B2%E7%9A%84%E8%A3%9C%E7%99%BD, 2005年。另參閱: 張英哲:自許為民主的人士應如何看待孫立人將軍,載於: http://medphilosoph.blogspot.tw/2014/04/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