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形成 5. 商品概念的研究與闡釋的幾個方法學的問題

張英哲

卡爾‧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形成

 

5. 商品概念的研究與闡釋的幾個方法學的問題

在這一章裡我們要討論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研究與闡釋的幾個方法學的問題。這可以說，我們既要討論馬克思的經濟學裡的哲學，也要從哲學的角度來討論他的經濟學。馬克思認為，研究與闡述(Forschung/Untersuchung und Darstellung)這兩項工作對科學的發展都是很重要的。他在與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論辯的同時，發展了他自己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研究這門科學的方法。他在1857-1858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導言》裡，比在其他的著作裡都更詳細地闡述他自己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思想。

這一篇《導言》馬克思寫於1857年8月底，從內容上看來它帶有草稿，而且沒有完成。關於這情形他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序言》裡說:『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証明的結論，是會引起干擾的，讀者如果真想跟隨著我，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1]

這一篇《導言》的第3節的標題是「3.政治經濟學的方法」。[2] 我們將主要地以這一節的材料來討論他的研究與闡釋的幾個方法學的問題。這第3節，雖說是談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方法對其他許多科學的研究也是很值得參考的，特別是那些能夠且必須以辯証發展的方法才能夠科學地研究的科學，例如歷史學以及各種社會科學等等。這第3節的德文原稿只有很少的分段，馬克思在此也沒有為定稿做修詞，而且他在這裡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概念和用語，這些因素使得這第3節即便是漢譯文，也都對漢文的讀者造成閱讀上的困難。因此，為了讓本文的讀者便於就近查閱，也為了讓讀者對馬克思的方法論的思想有個較整體的印象，我們在此把這篇不很長的第3節全部放在這裡。下面的這篇漢譯文是我們根據德文原版，並參考北京版的各種漢譯文而做出的新譯本。一些特殊的概念和用語的原文就直接附在漢譯文的後面。新譯本採直譯，但這並不是譯文難於閱讀和難於理解的主要原因；馬克思的這些方法論的思想文字更由於是未完成的草稿，而增加閱讀和理解的困難。這就更需要加以詮釋，這也是我們在這一章的工作。另外，為了查閱的方便，這篇新譯文也製作一些新的分段，製作和更改幾個標點符號，並附記馬克思的原手稿的頁序。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導言[3]   目錄 I. 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1. 生產一般 2. 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係 3.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4. 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關係。法的關係。家庭關係。   【M-14】[4]     3.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新譯:譯者 張英哲)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觀察某一個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畫分，人口在城鄉、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入和輸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 從「實在的」和「具體的」(Realen und Konkreten)開始，從真實的、現實的前提(wirkliche Voraussetzung)開始，這就是說，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那些構成人口的各種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Abstraktion)。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例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這些階級就又是一個空泛的字詞(ein leeres Wort)。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一個關於整體的雜亂想像(chaotische Vorstellung des Ganzen) (北京版譯為：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但是)經過更深刻的規定(Bestimmung)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一些更簡單的概念(einfachere Begriffe)；從想像的「具體(vorgestellten Konkreten)」達到越來越細緻的抽象(immer dünnere Abstrakta)，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einfachste Bestimmungen)。 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時人口已經不是一個關於整體的雜亂想像，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Totalität)。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有生命力的、生動的整體(lebendiges Ganze)，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經由分析而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並且總是以這個過程而結束。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那麼那些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後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die wissenschaftlich richtige Methode)。   「具體的」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Das Konkrete ist konkret, weil es die Zusammenfassung vieler Bestimmungen ist, also 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真實的、現實中的起點(der wirkliche Ausgangspunkt)，因而也是直觀和想像的起點(der Ausgangspunkt der Anschauung und der Vorstellung)。 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想像被蒸發/轉化為抽象的規定(Im ersten Weg wurde die volle Vorstellung zu abstrakter Bestimmung verflüchtigt.)；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途徑裡導向「具體」的再生產(Reproduktion des Konkreten)。   黑格爾因而陷入幻覺，把「實在/現實」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das Reale als Resultat des sich in sich zusammenfassenden, in sich vertiefenden und aus sich selbst sich bewegenden Denkens)，事實上，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 aufzusteigen)，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種思想上的「具體」(ein geistig Konkretes)[5] 再生產出來的方式。但絕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范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關係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M-15】(交換價值)也是以某種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它(交換價值)只能做為一個既存的、具體的、有生命力的整體(eines lebendigen Ganzen)的抽象的、片面的關係而存在。相反，做為范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antediluvianisch意即非常古老的-譯者)存在。 因此，在意識看來--- 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真實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真實的世界--- 各種范疇的運動表現為真正的/現實的生產行動(可惜它只是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力)，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動的結果；這--- 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覆--- 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當具體的總體做為思維總體，做為思維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產物、理解的產物的時候 (Die konkrete Totalität als Gedankentotalität, als ein Gedankenkonkretum, ist in fact ein Produkt des Denkens, des Begreifens.)；但是，絕不是處於直觀和想像(Anschauung und Vorstellung)之外或凌駕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想像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 整體(Das Ganze)，當它在頭腦中做為被思考的整體(Gedankenganze)而出現時，是思考著的頭腦的產物(Produkt des denkenden Kopfes)，這個頭腦用它唯一可能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這個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praktisch-geistige Aneignung dieser Welt)。真正實在的主體(Das reale Subjekt)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spekulativ)、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做為前提浮現在思想的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范疇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以前不是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 這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即佔有、佔有物、財產(Besitz)開始的，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係這些更具體的關係以前，佔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這樣的家庭和氏族，它們還只是佔有，而沒有所有權(Eigentum)，這倒是對的。所以，這一種比較簡單的范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的公社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權方面的關係。它(這一種比較簡單的范疇)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是那個以佔有為關係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 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佔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佔有並不是法的關係。說佔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佔有倒總是以這個 ”比較具體的法的范疇(konkretere Rechtskategorie)” 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一些簡單的范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比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一個在比較具體的范疇裡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或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達的具體則把這同一個范疇當作一種從屬的關係保存下來。 在資本存在之前，在銀行存在之前，在雇傭勞動存在之前等等，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范疇可以表現那些比較不發達的整體的、居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可以表現那些比較發達的整體的從屬關係，後面這些關係，在整體朝向那一個在比較具體的范疇裡表現出來的方向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的事物上升到複雜的事物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真實的歷史過程(Insofern entspräche der Gang des abstrakten Denkens, das vom Einfachsten zum Kombinierten aufsteigt, dem wirklichen historischen Prozess.)。【M-16】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達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做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個別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係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貨幣的充份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范疇，並不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歷史地表現出它的充份力量。它絕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係。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裡，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份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 可見，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能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已經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例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份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它在這種一般性裡－做為勞動一般(als Arbeit überhaupt)－的想像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一個現代的范疇。例如，貨幣制度(Monetarsystem)還是完全客觀地把財富看成外在於自身、存在於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工場手工業)或重商主義(das Manufaktur- oder kommerzielle System)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場手工業的勞動(Manufakturarbeit)，則已經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局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das physiokratische System)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做是創造財富的勞動，並且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是包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為產品一般，看做是勞動的普遍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對應，而仍然被看做是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   【M-17】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乾脆就是勞動(Arbeit schlechthin)，既不是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Arbeit überhaupt)，然而是做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掉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也許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為了人類－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在那種最簡單，最古老的關係裡出現做為生產者找到了一個抽象的表現。這從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勞動的一種特定種類(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Die Gleichgültigkeit gegen eine bestimmte Art der Arbeit)，是以一個由各種實在勞動種類組成的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不再有一種勞動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裡，一種東西表現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的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das geistige Resultat einer konkreten Totalität von Arbeiten)。對一種特定的勞動(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對應於這樣的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裡，許多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並且，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關緊要的。這裡，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變成是創造「財富一般(Reichtum überhaupt)」的手段，並且，勞動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許多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裡－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裡，”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范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在俄羅斯人那裡，比如說，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了。但是，到底是野蠻人具有被動地適應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適應一切，是大有區別的。並且，在俄羅斯人那裡，實際上同對勞動的特定性(Bestimmtheit der Arbeit)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完全特定的勞動上的狀態，他們只是由於外在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   【M-18】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那些最抽象的范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於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Vollgültigkeit)。 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關係以及提供對它的結構的理解的范疇，同時也能夠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借這些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廢墟殘片和元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在這裡(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存留著，另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已經在這裡發展成為具有充份意義的東西，等等。 人體解剖對於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煞一切歷史差別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夠瞭解什一稅、貢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其次，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係，在它(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嘲弄的、歪曲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的范疇包含著一種適用於一切其它社會形式的真理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范疇可以在發展的，萎縮的，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然而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裡當然不是指做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在可能的範圍內，準備好了時，才有助於對各種早期的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沒有把自己神話化而同過去的經濟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於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鬥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基督新教對天主教的批判相似的。   【M-19】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各種范疇常常都只是表現這個一定的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各種存在形式的、各種存在規定的個別側面；並且，這個一定的社會因此在科學上也絕不是把它(指一定的社會-譯者)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它對其它所有的生產顯示著支配的地位和影響，而且它的生產關係也對其它所有的生產關係顯示著支配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的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改變了像貌。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Äther)，它決定著所有在它裡面顯著的存在的特殊重要性。以畜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沒有達到真正發展的起點）。他們從事一定形式的、零星的耕作。土地所有制是由此決定的。它是公有的土地所有制，並且按照這些民族或多或少固守他們的傳統，而或多或少地保留這種公有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斯拉夫人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而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裡，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那裡，那裡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或多或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係上模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做為傳統的手工業的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的分支部門，並且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的聯繫(Naturbeziehung)還占優勢。在資本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元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裡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   【M-20】因此，把經濟范疇按照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是不適當的，而且是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那種表現為它(指關係-譯者)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順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in der Idee”(蒲魯東語)、(在歷史運動裡的一個模糊的想像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各種經濟關係-譯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劃分結構(Gliederung)。 在古代世界裡的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所表現的純粹性(Reinheit)（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本身占優勢的這種情況所決定的。做為商業資本或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也是在這種抽象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Lombarden)和猶太人對於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於這種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范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據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joint stockcompanies)。但是，它還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就曾以特權和有壟斷權的商業公司(Handelskompanien)的形式出現。 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隱約地這樣接受國家財富這個概念，即想像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份地保留著。這是一種還不自覺的偽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則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 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辯正過的(auseinandergesetzten)意義上。(2) 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結構，並且做為基本階級的基礎的范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的）。(3) 資本主義社會在國家形式裡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4) 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 世界市場和危機。

 

以下將主要地以這篇《導言》的第3節的材料來討論馬克思的兩種研究方法:「抽象的與具體的」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6] 兩者之間的關係。

5.1. 「抽象(Das Abstrakte)」與「具體(Das Konkrete)」兩者之間的關係

首先，在1857-1858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時期，在建構商品的概念時馬克思從研究貨幣開始，而進行一系列的研究。他把商品看做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也是「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統一體，以及對貨幣形成的理論發展加以分析，最終獲得一個結論－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的第一範疇。那時，他把討論商品概念的這一篇手稿的標題不是寫著「商品」，而是寫著「價值」。從貨幣到價值的這一個研究過程是一種從外在的表現形式過渡到內在本質的研究方法。這一研究過程雖然有別於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裡的闡述，這就是說，馬克思在《資本論》裡的闡述是從商品到價值，再從價值到貨幣。但是，從這些不同進程的研究與闡述卻不能得出結論說，馬克思的科學研究的體系的特徵是，從現象到本質以及從本質到現象的簡單和直線的進程。他的研究進程毋寧是「從抽象的上升到具體的，或說從抽象的到具體的上升/Aufsteigen 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而這是一種，如J. Zelený所描述的，『在現象與本質之間以及從本質到現象之間不停的擺盪(Oszillieren)』，是一種『從現象到本質以及從本質到現象的循環運動(Kreislauf)』，也是一種連續不斷的『螺旋狀繞圈運動(Spiralbewegung)』，這種運動『從一個歷史-邏輯的高度(historisch-logisches Niveau)、從發展-結構的高度/發生史的-結構的高度(genetisch-strukturelles Niveau)向另一個高度前進，直到到達對所研究的對象獲得全面理解的認識為止。』[7]

這裡事先做個說明: 研究與闡述兩者的差異只是形式的。兩者都是以唯物主義辯証法為基礎。關於這點本文在後面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接著，我們回到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的問題。Wygodski 發現，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1846年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裡，當他們兩人在此著作裡開始建構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商品分析的方法學的基礎。Wygodski 的這個觀察是對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方法學的指導原則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兩者的辯証(Die Dialektik von Produktivkräften und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Wygodski 認為，這個指導原則要求，在研究每一個社會現象時，『必須把這個現象的物質內容(stofflicher Inhalt)與這個現象的社會形式(gesellschaftliche Form)區分開來。』[8] 根據這個原則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就能夠看到，商品是一個由做為物質內容的使用價值和做為社會形式的價值兩者構成的矛盾統一體；同時他也區分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與創造價值的勞動；前者是具體勞動，是做為勞動的物質內容；後者是抽象勞動，是做為勞動的社會形式。

在馬克思的這些研究方法裡有兩個重點應該強調: 一方面，在研究經濟現象時絕不可以把社會形式抽離。正因為經濟現象的社會形式才構成某個社會生產的歷史特殊性，而經濟現象的物質內容(即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卻是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或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formation，例如:封建的社會形態或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所共有的，這也就是說，不管哪一種社會形態，為了社會本身的存在與發展，都需要使勞動產品能夠創造使用價值。不過，與此同時更必須強調，若說經濟現象的社會形式標示著一個社會生產的歷史特殊性，那麼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形式如果沒有物質內容就不能存在。[9] 這就是內容與形式的辯証關係。

馬克思建構商品的概念在許多方面是跟歷史條件相關聯的，不僅跟所研究的對象的發展階段的歷史條件，而且也跟相關科學的發展階段的歷史條件相關聯。他認為，客觀上要建構商品的概念，『要有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產生科學的認識』。[10] 這裡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科學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前提。

首先，關於「抽象的東西與具體的東西」兩個概念，以及它們與政治經濟學(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門科學)的研究方法之間的關係，馬克思說明兩種研究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從「具體」向「抽象」過渡。這是十七世紀的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從一些「具體的」出發，例如從國家、民族、人口等等開始，經由抽象的過程(Abstraktion)，而到達一些「抽象的」規定，例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的概念。然而，馬克思認為，這樣的方法卻是錯誤的，因為它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元素，例如人口內部的階級、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等。第二種方法不以第一個方法為滿足，而是接續第一個方法，並且在第一個方法已經到達的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從「抽象的」開始，前進到「具體的」。馬克思把這個方法稱為『倒退的行程/Reise rückwärts』，即從「抽象的」上升到「具體的」的方法，並且認為這才是『科學的正確方法/Die wissenschaftlich richtige Methode』。【M-14】

在進一步詮釋這些方法之前，在此先提出一個問題: 這個以「抽象的」開始的『科學的正確方法』是否同馬克思的認識論相矛盾?他的認識論要求，認識須從具體現實(konkrete Wirklichkeit)開始。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回答如下：第一，當馬克思說『科學的正確方法』時，他指的不是一般的認識過程，而是科學研究與闡述的方法。第二，做為這個『科學的正確方法』的前題和基礎的是第一種方法，而這第一種方法的出發點正是『從實在和具體(Reales und Konkretres)開始，從現實的前提(wirkliche Voraussetzung)開始，例如在經濟學上從(   )人口開始。』這個「人口」一方面是「具體的」，因為，一如馬克思說的，它是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M-14】，是『有生命力的整體(das lebendige Ganze)』 【M-14, 15】。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強調，如果不分析那些構成這個「人口」的各個階級以及這些階級的一些前提，那麼這個「人口」和階級也都只是一個在思想裡面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分類的整體，都只是『關於整體的雜亂想像(chaotische Vorstellung des Ganzen)』或只是『想像的具體(vorgestelltes Konkretes)』【M-14】。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人口」只是第一種方法的「具體」的出發點，而還不是第二種方法－從「抽象的」上升到「具體的」－所說的「具體的」。這需要在以下再來加以說明。

做為一個整體的具體是由許多面向以及多樣而矛盾的規定所組成的，這些規定展現為片面、孤立和矛盾的關係。但是，僅僅藉著這些具體的規定，思想進程還是不能開始。這些多樣性的關係在感官的加工處理和思想分析、在直觀和想像裡，只能到達抽象(Abstraktionen)。抽象和概念只可能是『直觀和想像經過加工』的產物。【M-15】

因此，做為這個『科學的正確方法』的出發點的「抽象」是先從「想像的具體」開始，再經過分析與抽象的過程之後所得到的一些結果，例如勞動、分工、價值等。馬克思把這些結果稱為『越來越稀薄的抽象(immer dünnere Abstrakta)』、『最簡單的規定(einfachste Bestimmungen)』或『抽象的、一般的關係(abstrakte, allgemeine Beziehungen)』【M-14】。

「科學的正確方法」如果沒有抽象的過程，就沒有出發點。然而，為了掌握做為整體的具體的內在規律與各種發展形式，認識過程卻不能夠僅僅停留在「抽象的/Abstrakten」，而是必須從「抽象的」繼續向「具體的」前進、上升，必須把「具體的」在理念上再生產出來(ideell reproduzieren)。因此，「具體的」是認識過程的真正出發點。而從「具體的」向「抽象的」的抽象過程，是接著從「抽象的」上升到「具體的」的認識過程的必要前提。但是，這個做為要研究的對象的「具體的」，現在在思想裡面表現為綜合(Zusammenfassung)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表現為許多規定與關係的豐富整體。馬克思寫道:『「具體的東西」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Das Konkrete ist konkret, weil es die Zusammenfassung vieler Bestimmungen ist, also 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真實的、現實中的起點(der wirkliche Ausgangspunkt)，因而也是直觀和想像的起點(der Ausgangspunkt der Anschauung und der Vorstellung)。』【M-14】

在馬克思看來，「具體的」是矛盾的多樣性的統一，是多種規定的綜合。它二重地存在，既是做為科學認識的對象，也是做為綜合的過程，做為理論學習的結果，做為思想的具體(Gedankenkonkretum)。Quaas 認為，『不僅客觀真實的具體，而且精神的具體，兩者都有著這樣的共同性:都是多樣性的統一。』[11]

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馬克思說，『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途徑裡導向具體的再生產。』【M-14】這個過程並不是一種直接的過程，而是經由一些中間環節所媒介的，這是「具體」的精神再生產(geistige Reproduktion)；而「具體」的精神再生產又是一個理念的過程(ein ideeller Prozess)，這個過程也是用以瞭解「具體」的各個發展階段的方法。

就是18世紀的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例如A. Smith, Ricardo，也是從抽象到具體的規定來發展他們的經濟學體系。例如從價值到工資、利潤、地租、世界市場等等。但是他們忽略了「抽象的」與「具體的」兩者之間的發展關係與交互作用的關係，例如價值與生產價格、價值和地租、增餘價值(Mehrwert)與利潤等等之間的發展關係與交互作用的關係。結果，他們雖然能夠經由分析，找出一些「具體的」內容，不過，他們卻必須把這些「具體的」內容在形式上直接地歸結為一般的規律。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古典學派在方法學方面的這些缺點，馬克思指出: 在他們那裡，『一般規律同進一步發展了的具體關係之間的矛盾，不是想經由尋找中介環節(Mittelglieder)的辦法來解決，而是想經由把具體的東西直接歸入/納入(direkte Subsumtion)抽象的東西，使具體的東西直接適應抽象的東西的辦法來解決。』[12] 他又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13]

馬克思與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正在於，他看到經濟學的規定的中間環節的歷史發展(genetische Entwicklung der Zwischenglieder der ökonomischen Bestimmungen)，並藉此克服了直接歸入/納入(Subsumtion)的方法，而且還努力去發現具體的東西的內在規律。不過，如果馬克思說，從「抽象的東西」上升到「具體的東西」的方法才是「科學的正確方法」，那麼他的意思顯然不是表示，每一種當前的科學在它從「抽象的東西」上升到「具體的東西」之前，都必須經過一個純分析的階段，而只是表示，在建構科學的體系時，哪一種方法才是決定性的。[14]

無疑地，馬克思在建構他自己的經濟學理論的方法時，結合著黑格爾(Hegel)的思想。在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1857-1858》的時候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完全由於偶然的機會，(…..)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Methode des Bearbeitens)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後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的、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裡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15]

當馬克思在這裡說，『黑格爾的《邏輯學》在材料加工的方法幫了他很大的忙』的時候，這並不是說，他可以直接應用黑格爾的方法來處理他自己要研究的材料，而是，他在處理他自己要研究的材料的過程裡，同時發展出他自己的研究方法。顯然，馬克思在黑格爾的體系裡發現很有價值的啟示，但是，他同時也指出黑格爾的體系的錯誤。

我們先把黑格爾的相關的體系扼要地說明一下，特別是關於「科學的認識過程(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prozess)」。[16] 前面馬克思說的「科學的正確方法」顯然與這裡黑格爾說的「科學的認識過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黑格爾發現，人們的認識過程(Erkennen)有兩部份、兩個層面、兩種過程--- 第一種他稱之為主觀的、自然的認識；第二種是以概念的形式而進行的認識，他稱之為「理解/Begreifen」。為了獲得綜合的科學或系統的認識(Synthetische Wissenschaft, Systematisches Erkennen)人們的認識過程必須從第一種認識向第二種認識前進，也就是先從具體的對象開始，進而過渡到一般的對象，再從一般的/普遍的對象繼續發展到特殊的對象(Übergang und Fortgang vom Allgemeinen zum Besonderen)。他認為，對人們的主觀的、自然的認識而言，具體的東西、具體的對象、具體的個別部份、總是做為首要的東西而既與地存在著。(…,daß 『die konkrete Einzelheit dem subjektiven, natürlichen Erkennen als das Erste gegeben ist.』)。這就是說，他認為，人們在這個層面的認識過程從具體的現實開始，也就是從自然的現實或精神的現實(Die Wirklichkeit der Natur oder des Geistes)開始。這個以「可經驗的直觀的東西(Anschaubares)做為出發點的認識過程是一種『自然的過程/natürlicher Gang』。相反，在那種以概念的形式為基礎的認識過程裡，則簡單的東西、從具體的對象被解析出來的「抽象的東西(Abstrakte)」，就必須是其出發點，因為只有在這種概念的形式裡，(認識的)對象才有一般性的形式以及直接的形式。Das Einfache, von dem Konkreten Ausgeschiedene muß dagegen, 『in dem Erkennen, das wenigstens insofern ein Begreifen ist, als es die Form des Begriffs zur Grundlage hat, das Erste sein, weil der Gegenstand nur in dieser Form die Form des ... Allgemeinen und des ... Unmittelbaren hat.』認識的過程現在接著還要從抽象的東西，返回到具體的東西。黑格爾在這個地方卻使用很不容易瞭解的說法: 返回向所要認識的對象的特殊化與具體的個別化前進。(Der Gang des Erkennens beginnt vom Gegenstand in seiner Abstraktion und geht 『von da umgekehrt zu dessen Besonderung und konkreter Vereinzelung』fort.)[17]。

黑格爾的「科學的認識過程」就是從認識對象的抽象的規定性到達更具體的規定性的辯証發展，是從認識對象的簡單關係到達複雜關係的辯証過程。他把這個「從抽象發展到具體的進程」在另外一個地方比較詳細地說明如下: 這個認識的進程首先從一些簡單的規定開始，而接續下去的規定就變得更豐富和更具體。因為認識進程的結果包含著這個結果的起點開端(Anfang)，並且認識的進程又以新的規定豐富了起點開端的那些規定。這時，普遍性就成為進一步的認識進程的基礎。在認識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中，概念就保存在自己的另一種存在裡，普遍性就就保存在自己的特殊性中。這個普遍性在認識進程中或在進一步的規定的每一階段裡，就提升它自己之前的內容的全部總體，並且在它辯証的發展裡不但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且還會攜帶所有新獲得的東西來豐富和充實了自己的內容。(『Fürs erste bestimmt sich dies Fortgehen dahin, dass es von einfachen Bestimmtheiten beginnt und die folgenden immer reicher und konkreter werden. Denn das Resultat enthält seinen Anfang, und dessen Verlauf hat ihn um eine neue Bestimmtheit bereichert. Das Allgemeine macht die Grundlage aus; der Fortgang ist deswegen nicht als ein Fliessen von einem Anderen zu einem Anderen zu nehmem. Der Begriff in der absoluten Methode erhält sich in seinem Anderssein, das Allgemeine in seiner Besonderung, in dem Urteile und der Realität; es erhebt auf jede Stufe weiterer Bestimmung die ganze Masse seines vorhergehenden Inhalts und verliert durch sein dialektisches Fortgehen nicht nur nichts, noch lässt es etwas dahinten, sondern trägt alles Erworbene mit sich und bereichert und verdichtet sich in sich.』)[18]

黑格爾把這種不斷地進展的「科學的認識過程」的結構看做為一種概念的運動。他寫:屬於概念的、從普遍性到特殊性的進程是綜合的科學的基礎與可能性，也是系統性的認識過程的基礎與可能性。『Der dem Begriff angehörige Fortgang vom Allgemeinen zum Besonderen ist Grundlage und Möglichkeit einer synthetischen Wissenschaft, eines Systems und systematischen Erkennens.』[19]

對黑格爾的這些思想馬克思表達一種批判性的尊崇 (Kritische Würdigung)。馬克思一方面強調黑格爾的這些思想在科學研究方法學上的偉大價值，他另一方面也與黑格爾做批判性的論辯。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把「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等同於現實的發展(Werden der Wirklichkeit)；馬克思又說，在黑格爾那裡，「具體的」的再生產在思想的路途上表現為生產、表現為「具體的」本身的形成過程。馬克思寫道:『黑格爾因而陷入幻覺，把「實在/現實」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M-14】

馬克思的觀點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事實上，只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思想上的「具體」再生產出來的方式。但絕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M-14】

真正的具體存在於認識過程之前和之外，這也就是說，真正的具體，即現實，客觀地存在，它獨立於思想意識之外而存在。認識過程只是思想的再生產，而不是「具體」的真正發展，也不是「具體」的生產過程。被思想所認識的真正客體(Objekt)，永遠以它本身的獨立性存在於意識和認識過程之外。在頭腦裡「具體」表現為思想的產物，表現為思想具體(Gedankenkonkretum)。馬克思寫道:『真正實在的主體(Das reale Subjekt)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spekulativ)、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做為前提浮現在思想的面前。』【M-15】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導言》的第3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裡隨著這一句話之後馬克思就過渡到處裡邏輯－歷史的方法。

在進入討論馬克思的邏輯－歷史的方法之前，在此先來討論黑格爾的方法和馬克思的方法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論辯顯示，馬克思如何把黑格爾的思辨的辯証法(Spekulative Dialektik)倒轉過來，並且把它做了唯物主義的加工，去除它的神秘性。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版跋裡馬克思說：『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遭受神秘化了，但這絕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並且有意識地闡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轉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20]

馬克思在建構他自己的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起點範疇(Ausgangskategorie)」時，也受到黑格爾關於”在現實與認識過程裡的「直接性/Unvermittelten」與「中介性/Vermittelten」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性“的這種理論的影響(Untrennbarkeit des Unvermittelten und Vermittelten in der Wirklichkeit und der Erkenntnis)。

黑格爾認為:在自然界與精神思想界裡，無不包含著「直接性/Unmittelbarkeit」與「中介性/Vermittelung」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關係。科學的「起點/出發點(Anfang)」必須是絕對的、抽象的出發點。因此，「出發點」容許「無/nichts」做為前題，也必須是經由「無」做中介並且從而有個基礎; 出發點本身更是整個科學的基礎。它因此必須乾脆就是一個直接的東西或者更必須是那個直接的東西本身。(Der Anfang『darf so nichts voraussetzen, muss durch nichts vermittelt sein noch einen Grund haben; er soll vielmehr selbst Grund der ganzen Wissenschaft sein. Er muss daher schlechthin ein Unmittelbares sein oder vielmehr nur das Unmittelbare selbst.』)[21] 在他自己的邏輯學的體系的「起點/出發點」，黑格爾以絕對概念，「存在/Sein」，做為基礎，於是「出發點」就包含「存在」與「無」兩者，它是「存在」與「無」兩者的統一體，這就是「無存在/Nichtssein」，它是「無」，同時又是「存在」。[22] 這個「存在」既是「出發點」，也是「終點」，所以就是「出發點終點/Anfangende」[23]。「出發點終點」必須是有發展能力的;它必須做為接續的發展的元素與基礎保存下來;所有接續下去而發展出來的規定也必須再回到「出發點」。隨著發展「出發點終點」轉變成為一種中介，變成為矛盾的一種中介，並且與接續下去的規定發生聯繫。經由這種發展，這個「出發點終點」就從一個簡單的規定發展成為一種複雜的體系。因此，整個科學的體系就表現為一個環狀的結構。

黑格爾為此寫道: 「出發點」經過發展就失去了它在這個規定性裡所具有的片面性，也就是一種直接的東西與抽象的東西；「出發點」就變成一個中介的東西，而且科學的前進運動的路徑也因此形成一個圓圈。──這就得出，那個構成「出發點」的東西是沒有內容的，它在開始的時候尚未發展，也還沒被真正地認識；並且科學在其整體發展時才成為「出發點」的完成的、有豐富內容的和真正有根據的知識。(Durch den Fortgang des Anfangs『verliert der Anfang das, was er in dieser Bestimmtheit, ein Unmittelbares und Abstraktes überhaupt zu sein, Einsitiges hat; er wird ein Vermitteltes, und die Lini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Fortbewegung macht sich damit zu einem Kreise. －Zugleich ergibt sich, dass das, was den Anfang macht, indem es darin das noch Unentwickelte, Inhaltslose ist, im Anfange noch nicht wahrhaft erkannt wird und dass erst die Wissenschaft, und zwar in ihrer ganzen Entwicklung, seine vollendete, inhaltsvolle und erst wahrhaft begründete Erkenntnis ist.』)[24]

黑格爾繼續他的概念辯証法: 出發點包括兩個東西，存在與無; 「出發點」也是存在與無的統一，或者「出發點」是不存在，它同時又是存在，而且存在同時是不存在。(『Der Anfang enthält also beides, Sein und Nichts; ist die Einheit von Sein und Nichts, －oder ist Nichtssein, das zugleich Sein, und Sein, das zugleich Nichtsein ist.』[25]) 這就是: 存在與無兩者在「出發點」裡面是相異的、又是對立的。「出發點」是存在與無兩者的相異的統一的相互映照的形式，或說是反思的形式(Reflexion, Reflexionsbestimmung)。「出發點」因此是差異的存在與無差異的存在兩者的統一，也是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同一。(Der Anfang ist ihre unterschiedene Einheit in reflektierterer Form und somit die『Einheit des Unterschieden- und Nichtunterschiedenseins』, die『Identität der Identität und Nichtidentität.』[26])

黑格爾對於做為科學的「出發點」所要求的是這樣的一個範疇，它本身表明為矛盾規定的統一，而且包含著『內在必然運動的原則(das Prinzip der immanenten notwendigen Bewegung』[27])，並且整個科學的體系得以從這個範疇被推論出來。

黑格爾的這些哲學怎樣影響馬克思? 黑格爾在「存在」這個概念裡看到科學體系的「出發點」。而馬克思在建構他自己的經濟學的體系的「起點範疇/Ausgangskategorie」時，他所要做的則是，從分析客觀現實出發，並找出一個直接的、簡單的經濟關係。不過，在政治經濟學裡有一系列的關係，但是這些關係並不適合做為「起點範疇」。一種經濟關係為了能夠充當「起點範疇」，它本身必須是能夠發展的東西，它必須是一個簡單的關係，同時又是一個包含各種矛盾的統一體，這些矛盾的發展又導向科學體系的整體。『起點範疇做為一個元素包含在體系的所有的範疇裡面，而所有的範疇又回溯到起點範疇。每一個接續的概念回溯到起點。因此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整個體系的基礎範疇─至少原則上─都已經被研究了之後，起點範疇才能夠科學地正確地被確定出來。』[28] 這個簡單的關係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而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元素形式。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形式。[29]

馬克思直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草稿）》的結尾時才能夠把商品當做第一範疇發展出來，為此，我們認為，他不僅必須運用「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而且也必須運用「從抽象繼續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就是在他後來的著作裡他也是交相運用這兩種方法。

因此，我們不同意Wygodski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他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草稿）》裡馬克思把商品看做是資本主義的元素形式，而這個理論發展只運用「從具體過渡到抽象的過程」。[30] 我們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草稿）》裡馬克思從做為交換價值、做為價格、做為具體的現象的貨幣出發，是為了過渡到商品的抽象規定，即過渡到使用價值、勞動的價值以及生產商品的勞動。在這個研究階段裡馬克思所運用的是「從具體過渡到抽象的方法」。在規定了這些抽象的範疇之後，他才回到交換價值。在此他研究價值的邏輯發展以及貨幣的理論性起源。這就是說，他從抽象返回到具體，或說，從抽象繼續上升到具體。接著他再分析做為商品的勞動力，到這個地步商品才被理解為一個具體的範疇，這就是說，商品的概念至此已經是一個多種規定的綜合，也是一個多樣性矛盾的統一體。在這個研究階段裡馬克思所運用的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

「抽象」與「具體」兩者之間的關係在馬克思的理論建構裡是與他的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都有密切相關的。即便是這樣的密切相關，但是，如果把他的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僅僅歸結為「抽象」與「具體」兩者之間的關係，那麼這樣卻又是片面的觀點。因為，馬克思在研究與闡述時，除了運用抽象的的方法以及「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以外，還運用唯物主義辯証法的各種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等等。[31]

又如果認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從具體過渡到抽象的方法」，並且他的闡述方法就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這類觀點在我們看來也是不正確的。例如Wygodski說:在《資本論》之前的各種準備版本裡，馬克思的研究過程的特徵是「從具體過渡到抽象」，而《資本論》的闡述過程最主要的則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32]

我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建構的根本基礎是，研究過程與闡述過程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與相互作用的發展。關於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兩者的關係馬克思說:『不過，在形式上闡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相區別。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當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相應地被闡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之後，材料的生命就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Konstruktion a priori)。』[33]

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應當做如下的詮釋：研究過程與闡述過程兩者既有相同性、也有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性只是形式上的差異。就闡述方式只有在研究過程裡才能夠發展而言，一個同研究對象和研究過程分離的純粹闡述，就只是一種先驗的建構。就是《資本論》也絕不是一部純粹的闡述，做為闡述的成熟形式《資本論》卻是一部研究過程的最高成果。因此，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兩者之間的差異只是形式上的差異，因為兩者的共同原則是唯物主義辯証法。研究者Bischoff卻從這個形式的差異得出結論說，辯証法只限於應用在闡述過程，而在研究過程裡看不出有辯証法的作用。[34]

關於「抽象的」與「具體的」兩者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討論。兩者在一定限度的意義上是相對的、關係的概念。比方說，如果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多樣的現象解析出一種細胞形式，那麼這個細胞形式就是商品，此時這個商品是一種「抽象的東西」。不過，如果相對於其他更抽象的規定，商品本身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具體現象。因此馬克思把商品稱為『最簡單的經濟具體物(das einfachste ökonomische Konkretum)』。[35] 他從這個「具體物商品」出發，進而去分析一些更抽象的規定，例如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雖然交換價值是一個比商品更抽象的範疇，但是當它(交換價值)把互相交換的商品之間量的關係表現出來時，它(交換價值)就表現為一種具體的關係。就這個範圍、這個限度、這個關係而言，「抽象的」與「具體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又只是相對的。在一個關係裡是抽象的東西，在另外一個關係裡卻是具體的東西。[36]

5.2. 「邏輯的」與「歷史的」(Das Logische und das Historische)

為了完整地瞭解馬克思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那就必須討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想過程」與「現實(Wirklichkeit)的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要討論「範疇系統的邏輯結構」與「所要研究的對象的歷史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這也就說，必須討論「邏輯的」與「歷史的」兩者之間的關係。

以下我們將要考察「邏輯的」與「歷史的」兩者之間的關係，考察它們與《資本論》第一卷的結構、與《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商品分析」以及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的關係。為此，這裡提出幾個問題: 為什麼「商品分析」構成第一章? 這第一章所研究的商品是不是做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殊的範疇? 關於「邏輯的」與「歷史的」兩者，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應用什麼方法?

首先，我們認為，構成《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商品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殊的範疇。馬克思在1857-1858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就說: 『資本主義的財富藉以表現的第一範疇是商品的範疇。』[37] 在另外的地方他又說:『我的出發點是現代社會的勞動產品藉以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而這就是”商品”。』[38]

接著，關於商品的歷史特徵的問題。如果把這個問題連繫著《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來考察，那麼在研究這個問題的眾多文獻裡，就像在關於《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本身的問題一樣，卻出現非常多樣而分岐的觀點，雖然所有的研究者都認為，自己是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

那些把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做是歷史方法的觀點所根據的是，例如馬克思如下的陳述:『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貿易，構成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39]一些研究者就據此認為，馬克思從簡單的商品生產出發，並且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篇裡研究做為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的簡單商品生產。[40]

Althusser 和 Balibar 則持另一種觀點。他們認為: 恩格斯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錯誤地詮釋為一種『歷史科學』[41]，在《資本論》裡面完全沒有『邏輯和歷史的關係』[42]，《資本論》是一部『理論的模型』[43]，並且，馬克思的闡述的特質是『反歷史主義/Antihistorizismus』[44]。

而Bischoff等人則認為，在《資本論》裡並沒有「邏輯闡述與歷史闡述兩者的統一」，《資本論》本質上是理論的發展。他們說:『因為生產關係的歷史還需要另外的研究。因此要在《資本論》裡去尋找生產關係的歷史，並且建構一個闡述的邏輯層面與歷史層面的統一，都是錯誤的。在《資本論》裡那些談到歷史發展的一些段落，只帶有對理論發展做解說的性質。』[45]

在與Bischoff等人上述的觀點論辯時，Holzkamp固然強調，在《資本論》裡的邏輯-歷史方法的辯証。不過，他卻對價值形式分析裡的邏輯方法提出質疑，他的理由是，因為簡單的、擴展的與一般的價值形式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不可能始終同時出現，而是只有貨幣形式。為此Holzkamp寫道:『馬克思對貨幣形式的解釋絕不像Bischoff等人所說的，是一種從歷史闡述排除的、單純邏輯的或系統性的推論，而是從一開始就是經由歷史形成的重構而做出的關於貨幣形式演變的科學論述。如果這時提到發展，那麼這不是表示邏輯的思想發展，而是物質的社會生活過程的現實發展。』[46] Holzkamp 繼續表示，若以為，現在和這裡都會經常一再出現簡單的價值形式，並且接著就從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繼續發展出擴展的與一般的價值形式，那麼這是非常荒謬的觀點。正確的應該是，價值形式發展的三個階段就是在歷史上相繼產生的三個階段，這種認識是要瞭解馬克思關於貨幣的推論的基本前提。[47]

Holzkamp固然正確地認識到在邏輯與歷史的關係裡的物質的社會生產過程的決定性因素，不過卻誤解了邏輯的方法。因此他才會認為，馬克思的方法是一種做為歷史方法的邏輯-歷史方法。

為了評判以上各家對馬克思的方法的詮釋，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本身對這個問題的詮釋。在1857-1858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研究資本的原始積累時，馬克思就把資本起源的歷史同資本為了自己的發展所創造的前提兩相分辨開來，就是把資本起源的歷史同資本的當代史兩相分辨開來。他把資本的起源和發展的前提與條件的歷史過程，同那種為自己設定實現條件的現實資本(das wirkliche Kapital)區別開來。[48] 他認為，資本起源的歷史前提為一方，與資本本身所創造的前提以及表現為資本的結果的前提為另一方，兩者是不同的。『資本一旦成為資本，它就會創造自己的前提。(…..)這些前提原本表現為資本發展的條件，(…..)現在，這些前提表現為資本自身實現與現實性(Verwirklichung, Wirklichkeit)的結果，它們不是表現為資本產生的條件，而是資本存在(Dasein)的結果。』[49] 馬克思在此研究「前提與結果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的歷史前提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本身所建造的現實條件；資本的形成史絕不屬於資本的現代史；資本的歷史前提絕不屬於『那個由資本自己所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50]。

在《資本論》裡馬克思固然確定，由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的商品流通與貿易構成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51] 但是他也補充說，『為了認識貨幣是資本的第一表現形式，卻不必去回顧資本產生的歷史。』[52] 在《資本論》的序言裡他又進一步說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任務: 『在這一部著作裡我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他又說:『這部著作的最終目的是揭開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53] 藉此可以說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是資本主義的發生史，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資本論》的分析的目標在於，『呈現資本的核心構造』;『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組織，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idealer Durchschnitt)中表現出來』;[54] 要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規律。

馬克思把《資本論》看做是，『要把辯証法應用在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在一封信裡他請恩格斯針對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就『方法的問題以及內容方面新的東西』，寫一篇書評。[55]

恩格斯在他的這一篇書評裡說明了馬克思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獲得的方法，也還可以採用兩種方式: 按照歷史或按照邏輯。』[56] 恩格斯在這裡說的「已經獲得的方法」，指的是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方法與闡述方法的基礎在他看來就是唯物主義辯証法。他又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藉兩種方式闡述出來－歷史的形式和邏輯的形式。

恩格斯以經濟學文獻的批判為例說明歷史的方法: 那些在經濟學文獻所使用的經濟學範疇反映了經濟現象的發展，這種發展基本上整個說來是『從最簡單的關係前進到比較複雜的關係』。經濟學文獻批判的歷史形式因此可以連接經濟學文獻的歷史發展。『文獻的歷史發展就給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線索。』所以在文獻裡的經濟學範疇的歷史發展的順序與經濟學範疇的邏輯發展的順序是一致的。[57]

恩格斯認為，批判的歷史形式『顯然具有優點，就是比較明確。』但是，接著他也說明，歷史，經濟學文獻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也是一樣，總是經常跳躍式地和曲折地進展，而不是直線地前進。因此，人們若要掌握歷史，那就必須到處去追尋它們，跟隨著它們。這樣一來人們不僅會碰到許多不太重要的材料，或者許多不太重要的材料會被收集進來，從而研究者的思想進程也很可能被干擾或中斷。恩格斯繼續說:『此外，撰寫經濟學史又不能撇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學史，這就會使得工作漫無止境。』到此他獲得一個結論:『所以，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不過，這種方式實際上無非就是歷史的研究方式，只是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著干擾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這個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那裡開始。』[58]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在這裡可以提出一個問題: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到底包括一種或兩種方法?

對這個問題，研究者Bischoff 根據恩格斯上面的論述做出詮釋，但是他的詮釋卻包含著兩個相互矛盾的陳述句。他一方面說，恩格斯強調『歷史研究方法與邏輯研究方法的同一性(Identität)』;另一方面又說，恩格斯看到『歷史研究方法與邏輯研究方法的差異(Unterschied)』。[59]

而另一位研究者Holzkamp 則認為，在恩格斯的論述裡『必須分辨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的兩個面向，真實歷史的面向和邏輯-歷史的面向。』而且邏輯的方法在恩格斯看來只是邏輯-歷史方法的一種特殊方式。Holzkamp 補充說:『如果恩格斯在關於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問題上談到邏輯方法、發展等等的時候，那麼恩格斯總是把「邏輯的東西」看做是「歷史的東西」的一種特殊方式，即邏輯-歷史的面向;而如果恩格斯談到歷史的東西，那麼他所想到的就是方法的實際發展，即方法的真正歷史的面向。』[60]

但是，在我們看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一如他和恩格斯所闡釋的，只是一種方法，即邏輯的方法，而這也就是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

如果恩格斯在上述的書評裡提到歷史的和邏輯的兩種方法的可能性，那麼他的意思不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分析和闡述的方法，而是關於經濟學文獻的批判方法。針對這一點Zelený也已經証明過了。[61]

如果是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發展的科學分析與闡述，那麼恩格斯也認為只有邏輯的方法是適當的。而這一個做為辯証法的邏輯方法則又是根據「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的辯証統一。這個邏輯方法既不是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同一性，也不是「歷史的東西」的一種特殊方式。在他看來，「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的相互作用以及辯証統一的重點在於: 第一，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兩者不是相同;第二，思想的發展不是單純被動地反映歷史的進程，而是主動地把現實的歷史發展還原出來，把它再生產出來。邏輯-理論的發展不是反映所有的歷史或歷史一般(Geschichte überhaupt)，而是反映特定的歷史；邏輯-理論的發展也不是反映特定歷史的現象，而是反映特定歷史的本質和規律。而邏輯的方法『無非就歷史的方法』，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是邏輯分析與闡述的對象，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無非就是歷史本身的規律。根據這些關係，恩格斯在上面所說的『這個歷史』，就隱含著指資本主義的歷史的本質和規律。

在進行邏輯-理論的分析(或說再生產)時，歷史必須『經常做為前提浮現在想像的面前』【M-1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動的規律的邏輯-理論的認識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歷史的認識過程、範疇的發展，以及實際歷史的發展，這些都互相制約。範疇有其歷史發展；範疇也要從其本身的歷史發展來運用。因此，在運用範疇來解析歷史時，每一個要反映資本主義歷史過程的範疇，或說，每一個要被用來瞭解資本主義歷史過程的範疇，必須被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Totalität)之內，並且從這個範疇本身完全成熟發展的程度來加以考察。

邏輯的認識、「邏輯的東西」以一定的歷史為前提。但是，它又不是從屬於歷史的認識。邏輯的認識本身是歷史過程的主動的理念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理論的闡釋不能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的闡釋來取代;兩者雖有相互關聯，卻不是相互等同。

『為了探索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並不需要描述生產關係的真實歷史。』[62] 當馬克思這樣說的時候，他絕不是認為，歷史對邏輯分析與闡述沒有意義，而是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系統性知識的闡釋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歷史的闡述。因此，Zelený說:『人們不可以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的闡釋看做是可以用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必然聯繫的某一種可能性。』[63] Zelený又說，不過，『為了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也就是為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做辯証唯物主義的結構-發展史的分析(strukturell-genetische Analyse)，那就必須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64]

在《資本論》裡面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與分析的方法是辯証邏輯的方法。藉用辯証邏輯的方法，在對客觀的現實做分析與闡述時，目標設定可以偏重「邏輯的東西」或是「歷史的東西」。《資本論》不是一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撰述，而是一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程的邏輯再生產。《資本論》固然沒有包含邏輯的和歷史的闡述的統一，不過它卻包含著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的邏輯推論與歷史推論。《資本論》第一卷關於商品分析的闡述就是一種邏輯推論的闡述。

在思考歷史推論時必須把下列兩者分開: 要把歷史推論同歷史方法兩者分開，也要把歷史推論的闡述、歷史過程的辯証推論的闡述(『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的順序關係(Folgebeziehung)的形式』[65])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編纂(Geschichtsschreibung)(即藉用歷史方法而做出的闡述)兩者分開。[66] 歷史推論的闡述是一種闡述方法，也是一種闡述形式，它使得研究對象的歷史發展擺脫了歷史的偶然性。然而它又不是一種『擺脫所有偶然性的表現。』[67]

在《資本論》第一卷裡，《第2章:交換過程》、《第23章: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第24章:所謂的原始積累》可以看做是歷史推論的闡述的生動例子。在這幾章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程以歷史必然的順序關係的形式闡述出來。此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個別篇章裡可以看到，或者著重邏輯推論/邏輯的東西，或者著重歷史推論/歷史的東西。這些都証明了，《資本論》的闡述包含著「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的統一。

值得提問的是: 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恩格斯在它他的詮釋裡主要地在強調「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之間的一致性(Übereinstimmung)與相互作用，他這樣的詮釋是否足以把「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之間的辯証關係完整地規定出來?

事實上現實(Wirklichkeit)的理論再生產與現實的歷史發展兩者之間是可能會有矛盾的。在考量「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的辯証統一關係的時候，這種矛盾是容許被忽略的。為此馬克思強調，『闡述的辯証形式，只有當它認識到自己的界限的時候，才是正確的。』[68]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的手稿裡說明，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達的整體的一些支配性關係，或者可以表現一個比較發達的整體的一些次要的關係，這些關係在歷史上已經存在過的，因此較發達的具體保留著做為次要關係的比較簡單的範疇。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全然是可能的。馬克思舉例說明：『在資本存在之前，在銀行存在之前，在雇傭勞動存在之前等等，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M-15】這表示，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時候，從貨幣的範疇到達資本的範疇以及雇傭勞動的範疇等等的發展，是與真實的歷史發展一致的。馬克思因此說，『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真實的歷史過程。』【M-16】

不過，那個表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範疇系統的邏輯發展的順序與那個在歷史上相繼出現的經濟學的各種範疇的發展順序兩者並不一致。這是一種辯証－矛盾的事實。因此馬克思特別強調:『因此，把經濟范疇按照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是不適當的，而且是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那種表現為它(指關係-譯者)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順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in der Idee”(蒲魯東語)、(在歷史運動裡的一個模糊的想像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各種經濟關係-譯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劃分結構(Gliederung)。』【M-20】

經濟范疇的歷史發展順序，例如農業、地租、貨幣資本和商業資本等等，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的邏輯結構兩者不是一致的。在所有的社會形態裡都有一個決定性的關係(ein bestimmendes Verhältnis)，它比所有其他的關係居於更高的支配性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居於支配性地位的是資本關係，它支配著其他歷史上先前已經出現過各種關係－農業、地租、貨幣資本和商業資本等等。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范疇的邏輯順序本質上不是由經濟關係的歷史順序決定的，而是由當前社會的經濟關係的劃分結構所決定的。在這裡「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之間的相符一致(Übereinstimmung)，不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發展與總的歷史(der Geschichte überhaupt)兩者之間，而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本身兩者之間。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地說來是以商品開始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的發展邏輯上則是以商品的概念開始的。商品做為最簡單的抽象，資本從之前的各種生產方式接收而來的這個商品抽象，商品的概念，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範圍內才獲得了商品的充分的意義(Vollgültigkeit)。[69]

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范疇提供了一把鑰匙，讓人們在今天可以用它來理解所有已消逝的各種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的劃分結構。不過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范疇的界限也必須加以強調，才不會在「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兩者之間的統一性與一致性 (Einheit und Übereinstimmung)的時候忘記，那種存在於實際歷史與理論再生產兩者之間，以及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劃分結構(Gliederung)與資本主義之前(vorkapitalistisch)的各種生產關係的劃分結構兩者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並且也才不會忘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歷史特徵，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不是人類的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終的形式』，而仍然只是一種『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70]，就像在以往歷史上相繼覆滅的各個社會生產方式一樣。[71] 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所做的邏輯-理論性的瞭解(das logisch-theoretische Verständnis)不可以把它與對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的瞭解以及對總的歷史(die Geschichte überhaupt)的瞭解等同起來。這個考量已經關聯到對一個社會體系的較發達的型態的邏輯-理論性的認識以及對它本身的先前歷史的認識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本文不擬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本文到此的闡述說明，為什麼馬克思撰寫《資本論》以商品開始，以及他在《資本論》裡應用什麼方法進行研究與闡述。《資本論》以最簡單的範疇「商品」開始，這不應當被瞭解為歷史的研究方法，而是邏輯的研究方法。邏輯的方法就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發展，以最抽象和最簡單的形態，即以「概念的形式/Form des Begriffs」來研究的。因此，若以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章裡是要闡釋資本主義的產生史，這就不對了。就是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章裡所做的商品價值形式的分析同貨幣形成的歷史過程相符合，這也並不表示，如Holzkamp所主張的，這種商品價值形式的分析是一種歷史的方法。

邏輯的方法不是表示，貨幣形式出現以前的三種商品的價值形式仍然出現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邏輯的方法也不是像Holzkamp所認為的，是三種商品價值形式仍然持續出現做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持續不斷的產生與發展的獨立階段(selbständige Stufen des beständigen Werdens der gegenwärtig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72]。邏輯的方法，如Schwarz所說的，是簡單的價值形式在發達的價值形式裡，即在貨幣形式裡構成最簡單的關係。[73] 簡單的價值形式的價值關係以理論的方式反映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根本矛盾和總體的關係(Verhältnisse der Totalität)。

商品價值形式的分析是關於貨幣形式的產生的邏輯論証的闡述形式，這種分析與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相關聯。邏輯方法以理論系統的形式而進行，而把客觀現實的規律性發展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裡再生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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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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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x: Zur Krit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s Heft (1859), Vorwort, in:MEW, Bd.13, S.7;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1859)，序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3卷，頁7。

[2]  Marx: Einleitung (zu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in：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Berlin/DDR1974, S.5-31；Auch in: MEW, Band 13, S. 615-642 und Band 42, S. 15-45;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2卷，頁733-762和第46卷，上冊，頁18-50。另外也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86-114。

[3] Marx: Einleitung [zu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 in: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 Berlin/DDR1974, S.1-31; auch in: MEW, Band 42, S. 15-45;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導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2卷，頁733-762;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46卷，上冊，頁18-5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86-114。

[4] 【M-】表示馬克思的這一篇《導言》的原手稿的頁序記號。本章在以下引述馬克思的這份手稿時，則在引述文字之後直接標示【M-】的頁數。

[5] 原稿就不是寫為ein geistiges Konkretes, 而是:『....., während die Methode, 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 aufzusteigen, nur die Art für das Denken ist, sich das Konkrete anzueignen, es als ein geistig Konkretes zu reproduzieren. 』

[6] 「抽象的與具體的」或「抽象的東西與具體的東西」(Das Abstrakte und das Konkrete)這兩個德文字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或「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Das Logische und das Historische)，這幾個德文字，都是從形容詞轉變成為名詞的概念。在本文裡為了漢文習慣的緣故，有時就把這些概念分別簡稱為「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

[7]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M.1973, S. 164 u. 165.

[8] W.S. Wygodski: Wie „Das Kapital“ entstand, Frankfurt/M. 1976, S. 48f..

[9] 參閱W.S. Wygodski: Das Werden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von Marx und der wissenschaftliche Kommunismus, Berlin/DDR1978, S. 68 u. 69.

[10] Marx: Das Kapital, 1.Bd., S. 8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92。

[11] G. Quaas: Die Kategorien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ontext der Methodenproblematik bei Karl Marx,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H.4/1983, S. 432; vgl. hierzu, M.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Berlin 1973, S. 405f..

[12] Marx: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Dritter Teil, in: MEW, Bd. 26/3, S. 83; 馬克思: 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6卷，第三冊，頁91。

[13] Marx: Das Kapital, 1.Bd., S. 9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98。

[14] Vgl. E.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Marx, in: A. Schmidt (Hrs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73, S. 93.

[15] K. Marx an F. Engels vom 16. Januar 1858, in: MEW, Bd. 29, S. 260;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9卷，頁250。

[16] 要瞭解黑格爾的哲學，更由於他特有的概念術語與文句，以及他的哲學內容的神秘性，對不是專研者而言，不是很容易的事。這裡要扼要地說明他的哲學，也同樣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如果只是把他的原德文著作忠實而直接地翻譯成漢文，那麼漢文的讀者若要藉這些漢譯文瞭解他的哲學，也難免會有不少的困難。因此，我們在此採用直譯和詮釋並行的方式，希望這樣可以減少漢文讀者的困難。然而，本文也不能用太多的篇幅來詮釋黑格爾的哲學。

[17] G.W.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II, in: G.W.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Bd.6, Frankfurt/M.1969, S. 520.

[18] Ibid. S.569.

[19] Ibid. S.520. 

[20] Marx: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 des „Kapitals“ , in: MEW, Bd.23, S.2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版後語，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3卷，頁24。

[21] G.W.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I, in: G.W.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Bd.5, Frankfurt/M.1969, S. 69.

[22] Ibid. S.73.

[23] Ibid. S.68.

[24] Ibid. S.71.

[25] Ibid. S.73.

[26] Ibid. S.74.

[27]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a.a.O. S. 56.

[28] Vgl. W. Jahn: Die Entwicklung der Ausgangskategori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in den Vorarbeiten zu Marx´ „Kapital“, in: „ ... unsrer Partei einen Sieg erringen“, Studien zur Enstehungs- und Wirkungsgeschichte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Berlin/DDR1978, S.69.

[29] Siehe Marx: 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 des „Kapitals“), a.a.O., S.12；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1版，序言，前書，頁8。列寧自己在做「黑格爾邏輯學」的筆記時，關於黑格爾的「存在/Sein」他寫道:『「出發點」是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大量的、直接的「存在」;單個的商品(政治經濟學的「存在」)。』(列寧:黑格爾辯証法(邏輯學)的綱要，載於:列寧全集，第38卷，頁357。)

[30] Siehe W.S.Wygodski: Die dialektische Einheit von Forschungs- und Darstellungsmethode im politökonomischen Schaffen von Karl Marx und ihre schöpferische Anwendung durch W.I.Lenin,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H.3/1978, S.59: 『Im Manuskript 1857 bis 1858 vollendete Karl Marx einen derartigen Übergang von Konkretem zu Abstraktem (von Geld zum Wert), der mit der Entdeckung der Ware als ‚Elementarform’ des Kapitalismus abschloss. I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9) und im Band 1 des „Kapitals“ fixiert Karl Marx dieses von ihm ermittelte Ergebnis einfach als Ausgangspunkt für das Aufsteigen von Abstraktem zu Konkretem.』

[31] Vgl. W. Jahn/R. Nietzold: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r Marxschen politischen Ökonomie im Zeitraum von 1850 bis 1863, in: Marx-Engels-Jahrbuch 1, Berlin/DDR1978, S. 156.

[32] W.S. Wygodski: Die Verflechtung von Forschungs- und Darstellungsmethode in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a.a.O., S. 5 f.. 

[33] Marx: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 des „Kapitals“, in:MEW, Bd.23, S. 2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版後語，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3卷，頁23以下。

[34] J. Bischoff: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als Systembegriff, Berlin 1973, S. 96.

[35] Marx: 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tischen Ökonomie“, in: MEW, Bd. 19, S. 369; 馬克思:評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9卷，頁413。

[36] Vgl. M.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a.a.O., S. 389 u. 406.

[37] Marx: Grundrisse, S. 763; 馬克思:大綱，下冊，頁411。

[38] Marx: 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tischen Ökonomie“, in: MEW, Bd. 19, S. 369; 馬克思:評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9卷，頁412。

[39] Marx: Das Kapital, 1.Bd., S. 16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167。

[40] Zusammenfassung nach W. Jahn: Die Entwicklung der Ausgangskategori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in den Vorarbeiten zu Marx’ „Kapital“, a.a.O., S 69f..

[41] L. Althusser/E. Balibar: Das Kapital lesen I, Hamburg 1972, S. 150.

[42] Ebenda, S. 153.

[43] Ebenda, S. 156.

[44] Ebenda, S. 158.

[45] Projektgruppe Entwickl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Das Kapitel vom Geld, Berlin 1973, S. 179.

[46] K. Holzkamp: Die historische Method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und ihre Verkennung durch J. Bischoff, in: Das Argument 84, Februar 1974, H.1/2, S. 30 f..

[47] Ebenda, S. 32.

[48] Marx: Grundrisse, S. 363;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57。

[49] Ebenda, S. 364;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57。

[50] Ebenda, S. 363;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56。

[51] Marx: Das Kapital, 1.Bd., S. 16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167。

[52] Marx: Das Kapital, 1.Bd., S. 16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167以下。

[53] Marx: 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 des „Kapitals“), a.a.O., S.12 u. 15f.；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1版，序言，前書，頁8和11。

[54] Marx: Das Kapital, 3.Bd., S. 278 u. 83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頁297和939。

[55] Marx an Engels vom 19. Juli 1859, in: MEW, Bd. 29, S.460;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9.7.19., 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9卷，頁442。

[56] F. Engels: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MEW, Bd. 13, S. 474; 恩格斯: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13卷，頁532。

[57] Ebenda, S.474f.; 同前，頁532。

[58] Ebenda, S.475; 同前，頁532。

[59] J. Bischoff: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als Systembegriff, a.a.O., S.110.

[60] K. Holzkamp: Die historische Method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und ihre Verkennung durch J. Bischoff, a.a.O., S. 11. 

[61]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a.a.O. S.107.

[62] Marx: Grundrisse, S. 364 ;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58。

[63]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a.a.O. S.108.

[64] Ebenda.

[65] Ebenda, S.83.

[66] Rosental verweist auf die Ausführung der Engelsschen Renzension und vertritt die Ansicht, dass die Marxsche Methode die Einheit von logischer und historischer Methode sei. (Vgl. M.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a.a.O., S. 466 ff..)

[67]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a.a.O. S.81.

[68] Marx: Fragment des Urtextes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8), in: Ders.:Grundrisse, S. 94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二章初稿片斷和第三章開頭部份(1858)，載於:馬克思:大綱，下冊，頁513以下。

[69] Marx: Grundrisse, S.25 f. und 364f.;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3和458。

[70] Marx: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des ersten Bandes des „Kapitals“ , in: MEW, Bd.23, S.19f.;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版後語，載於:馬克思恩格斯作品集，第23卷，頁16。馬克思在這裡說:『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的制度不是看做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終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隱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71] Marx: Grundrisse, S.26 ; 馬克思:大綱，上冊，頁43。

[72] K. Holzkamp: Die historische Method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und ihre Verkennung durch J. Bischoff, a.a.O., S. 32.

[73] W. Schwarz: Die Struktur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Hauptwerkes, a.a.O., S.24.